《永乐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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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朱棣- 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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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第116节:天下一统(26)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为了巩固皇位,是为了防止国内反对派的东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汹汹,天下不稳,连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先说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覈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其时,也有一些人户自愿赴北京种田:   
  永乐四年正月已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给道里费遣之。    
  还有一些军士被放归乡里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军从征,有功者已在爵赏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继,辄取户丁补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从之。    
  或者收流民以复业: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上命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寅,书谕世子曰:山后官员军民,本皆无罪之人,曩因建文残害骨肉,祸及无辜,不得已逃遁,飘零艰窘,深可哀矜。今既来归,其令官仍原职,兵仍原伍,民仍原业,咸加绥抚。后有归者悉如之。    
  或者释罪囚以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言三事。一,种田囚人……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屯种有效。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庶几良善获安,词讼简息。凡徒流罪除乐王、灶匠拘役,老幼残疾收赎,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定立年限,纳粮当差……上是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当时,朱棣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以严刑苛法临天下,所在囚徒累累,此问题之又一面也。为了保证屯种的进展,官府给予牛具种子: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民缺耕牛,特命王部于直隶凤阳、淮安等处以官牛给之。    
  永乐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书黄福奏,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    
  永乐二年三月丙寅,抚按江西给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于江西买牛,令有司递送淮安转运北平给军屯种,未免劳民。今江西、浙江、湖广所属郡县积岁没官牛共计五千余头,俱在民间牧养,若停收买,以民间见养之牛转送给军,则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实,先以牛给本处屯军,有余者送北京给军屯种。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他说:〃时皇太子居守北京,赖军民竭忠效力,不避艰难,供给军需,馈运粮饷,驰驱负■,昼夜不宁,攻守战斗,披坚执锐,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为劳苦,使朕无北顾之忧……朕自即位以来,念尔将士人民,饮食梦寐,时刻不忘。〃 为此,朱棣曾多次诏免北京税粮。一次,顺天府老人三十余人谒阙谢,朱棣谕之曰:〃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困,朕未尝忘之。比岁农种如何,民力复旧否?〃又谕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 ;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勿禁 ,;有灾则急治 ,民饥则给钞 ,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 〃培植王业〃,〃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乐九年曾说过:〃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 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以固邦畿〃。   
第117节:天下一统(27)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命陈硅董营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诚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 ,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部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陈国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蔚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 丙午,改大同中护卫为定州卫。    
  永乐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已见上节)   
  按,是年大宁都司新城、富峪、会州、榆木、全宁、开平左、右、前、后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均废,营州诸卫,兴州诸卫、开平卫、开平中屯卫、宽河守御千户所均内徙。可以看出,朱棣调来加强北京的军队卫所,都是原来用以防御蒙古的。在将大量卫所军队迁移部署到北京周围的同时,朱棣还规定北京地区原有卫所兵力不得轻易减少。杨士奇记载朱棣有这样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处充军者,今后勾补,不复发去,只就河开立一卫或一所,就此当军。原卫军伍别着人当。若北京卫分当军的不动。〃    
  若将这些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联看,便可发现,永乐初年北边防线是一个内缩的架势。其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巩固兴王之地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朱棣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这样做,是当时鞑靼、瓦剌的分裂、纷争,他们无力南图,使朱棣得以腾手南向,同时,兀良哈、鞑靼的将领,与朱棣有良好关系,他们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难之役,朱棣自然无须对之设防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消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从而感到很亲切,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灵,得无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惊魄震的。我们绝不能低估一个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即使不迁都北京,也不会继续以南京为首都。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是如此简单,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说〃乌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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