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说：
武汉解放，我们师进驻武昌，118师南下后，又接管汉口、汉阳，执行若备任务，看守政府机关、要害部门和仓库，维持社会治安。有个国民党的省政府副主席，姓朱，个不高，胖胖的，没走，政治部派我和他联系，办理移交。不管谁需要什么东西，得我们俩签字，我再盖上政治部公章，才能拿走。开头他叫我“长官”，我说我们解放军不兴叫“长官”，后来他知道咱们叫“首长”，又叫开“首长”了。我说我不让你叫“长官”，也不是叫你叫“首长”呀，我就是个小秘书。我想让他叫“高同志”，又觉得他是个国民党的省副主席，不合适，大概他也是这么想的，不敢叫“同志”。我说你就叫我“小高”吧，他就叫开“老高”了。他都50多了，那年我才21岁。
那时汉正街那儿都是棚户区，里面还有个挺大的粮库，特务想烧粮库。粮库有部队守卫，不敢近前，就在棚户区放火。弄十几只猫，尾巴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点着，那猫就到处乱窜。都是板房，那天晚上刮北风，大火一下子着起来。部队去救火，粮库保住了，烧死一些人。特务抓住了，召开公审大会，枪毙。
李逸老人说：广州特务放火、打枪，也没打死什么人，就是扰乱人心。白云山南边，越秀山一带，火车站附近，晚上信号弹乱飞，给敌机指弓旧标，去抓，总扑空。叶剑英叶帅，是军管会主任，觉得有问题，一查，公安局副局长陈博是个特务。把这小子抓住了，再抓就容易了。
抓到特务，送到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妓女、吸毒的也往那儿送，那里有好多空房子。吸毒的跟你要大烟，那能给吗，咱也没有呀，就祖宗三代地骂你。戒了，家里人来领，给你磕头，拉不起来，说让他弄得倾家荡产了，大军不光救了他，也救了他们一家呀。
那时广州有十几个公安分局，一个连一个分局，负责一两条街，站岗、巡逻。臂章上两个字“穗警”，不是广州苦察，而是广州警备司令部，那职责就跟苦察差不多，也有便衣。特务、小偷、贩毒的、倒卖银元的，都抓。说话听不懂，就带回连里审查。西郊海角红楼、十三行和下九路一带，妓女特别多，江边还有花船，拉客，没扫黄之前，走到那些地方要特别小心。
张林苏老人说：
我们航政局长雷铭之，鄂豫皖老区来的，晚上加班，回家路过民生街，让妓女拉住了。开头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反应过来，吓得甩开就跑。枪林弹雨，出生人死，还真没领教过这个。
对妓女登记、收容，办培训班，有病免费治病，完了安排工作。
刚进武汉时乱啊，黄赌毒，花花世界，什么都有。说禁，一声令下，快刀斩乱麻，很快就没了。
高玮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粮食紧张。一些奸商趁机哄抬物价，有的掺沙子，有的不卖，高价抢购，囤积居奇。等他们那钱差不多都变成粮食了，咱们的粮食运来了，低价卖，奸商一下子傻眼了。那时部队和政府机关都开粮店，24小时营业，平抑物价。
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银元市场。四野下后江南，部队都带银元，万阳寸叫“大洋”，新区老百姓不认人民币，就认大洋，把人民币兑成大洋。武汉出城巧里，人民币就不好使了。1949年2月，银元驱逐了金圆券，独占货币市场的。解放军进城了，人民币也进来了，银元、人民币大故。开头比价为l：300，没几天变成1：350，最低时竟达l：5以刃。有些商店公然拒用人民币。这就不仅是人民币的信誉问题，而是共产党能不能在城里站住脚了。军管会下令禁用银元，省市政府号召开展打击银元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币是解放区唯一法定货币，限期兑换。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巡逻检查，还有持军管会证件的便衣金融纠察队，进行秘密查访。为了少发行人民币，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发放粮食，以粮代薪。
国民党完蛋了，那钱当然不叫钱了。共产党如日中天，这钱怎么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呀？许多人不懂金融，难免疑惑。但有一条，坚信不疑，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5月16日武汉解放，8月银元就绝迹了。
官勇老人说：
解放赣西南，一路上银元价格不一样，这高那低，忽高忽低。咱们也有个别同志贪图便宜，抬高银元比价，买便宜货。我把情况向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昊彪汇报了，他说这是个大事，要好好研究一下，搞出个统一的合理的比价，通知部队遵照执行，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同时也让群众监督我们。结果，四野政治部发个通报，开头表扬几句，说你们怕违犯群众纪律，想到群众利益，这是好的，“但是”后面就批评上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立了，货币政策是要由中央制定的，你们一个师就决定了？“典型的游击习气！”
江西苏区当年发行货币，抗战时各根据地也一样。从延安闯关东的同志讲，陕甘宁是种黄票子，桑树皮做的，1万元1张，两张买一个烧饼。过黄河到晋绥，是种绿票子，1张1千元。到晋察冀又是一种红票子，1张500元。出关到东北就是东北老头票，还有苏联红军的流通券。走到哪都得兑换，到东北就不用了，也没处兑换了，不管多大面值的红票子、绿票子、黄票子，都不好使了。
当年自己造币发行，如今制定个银元比价算什么？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习惯了，就不由自主地干上了。
沈辉老人说：
我哥哥是穆棱县政府民政科长，也被选调为南下干部。我妈说，我就这么两个儿子，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呀？我哥哥说，你小，还没成家，你走了妈妈不放心，你留下。我说，这正是我的优势，你把嫂子、孩子扔家里怎么办？我一个人没牵挂，干两年再回来。
服从分配没说的，若说不恋家、不恋东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说南下接收完城市，都走上正轨了，可以回老家。结果，1949年我17岁到武汉，24岁娶个武汉媳妇，到现在已经44年了，地道的武汉人了。
李琦老人说：
我和南下工作团的几个同志，分到湘西沉陵县接管委员会。到沉陵那天是中秋节，县城一条街，石板路，人挺多，挺热闹。两个女同志，一个北京的，一个武汉的，上街玩。那地方土匪多呀，到那儿就告诉了，年轻人不知深浅，没当回事儿。青年学生好奇，湘西风情别有韵味，看什么都新鲜。一个人要解澳，厕所就在路边，一圈半人多高的土围墙。进去10多分钟也不出来，喊两声，没人应，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脑袋让人割下来了。
在沉陵县干两个来月，调到辰溪县贸易公司，下乡征粮。老乡挺冷淡，问什么都晃脑袋，说话也听不懂。有时我们在这个村，土匪就在那个村，他人熟地熟，来打我们。第一次开枪，我闭着眼睛，也不知道子弹打哪去了。打不过土匪，男的让我们女的撤退，他们掩护。我们不退，男女都一样，退却是胆小鬼。心里这么想，其实也害怕呀。后来就锻炼出来了，我打枪也挺准了。
最先接近我们的是个小学教员，和我们这些学生挺谈得来，主动给我们当翻译。他告诉我们谁家有钱有粮，我们就去征粮，用大洋买，按市价，留足口粮，其余都得卖，不卖不行。谁家没隔夜粮了，我们就挨家送救济粮。那些大娘、大嫂再见到我们，就说“政府来了”，把你往屋里拉，土茶叶，大粗碗，就给你沏上了，不喝不行。
湘西苦呀。下乡住老乡家，吃野菜、葛根，有时个把星期没盐星儿。那时菜里放点盐，那就是顶级美味了。每月发一两元钱，买了牙粉、肥皂，想家想买张邮票寄封信，都得再三掂量。还水土不服，打摆子，拉肚子，生疥疮，还有些病也叫不出名儿，一些人瘦得那个样儿呀，有的就病死了。
二、我们是共产党
杜博老人说：
衡宝战役后，我们在湘西洪江县休整，准备进军广西。一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小城，座落在山坡上，老百姓对咱们挺好。有个丽声剧团的老板，来请我们看戏，去吧，全营集合。第一个节目唱（大路歌》，挺好。第二个也行，4个小姑娘跳舞。第三个就不行了，唱什么“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一男一女，男的唱完了，女的问真的吗？男的说我贝过。
那时，军师都有宣传队，总部也有，经常下部队慰问演出，《白毛女》呀，（血泪仇）呀，（王二虎参军）呀，都是这类节目，哪见过他们这种戏呀！
这时，剧场里咱们官兵就喊喳上了，也觉得不对劲呀。我想制止，再一想，这地方刚解放，人家请咱们看戏，别影响军民关系。
再看下去更不行了，是出话剧，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男女恋爱，在沙发上搂搂抱抱的。这回实在看不下去了，我站起来，喊一声“别演了”，上去把幕布拉上了。
那个丽声老板颠颠地跑过来，吓坏了，又莫名其妙，不知错在哪里，结结巴巴说不出个图圈话。
我说：你别怕．你是好心，心意我们领了，但这个不行。美人窝、美人多的，搂搂抱抱的，不行。我们是部队，要打仗的，你这戏只会消磨斗志。
那老板说：我们多少年就这么演的，别的也不会呀。昨天听说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想唱，可还不知道歌词、曲谱，不会唱呀。
又说：长官呐，你说我们今后演什么呀？
我说：好办，我回去请示首长，让我们的宣传队明天来给你们演一场。
柳州解放，城里赌博的挺多。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周围男人打牌、掷般子的，一个女的坐在上面，浓妆艳抹，超短裙，戴墨镜，有的还叼支烟。若是吸毒，我们就管了，这事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办。请示师里，师里说咱们是战斗部队，接收干部三两天就到，由他们处理。
东北3年，头一年半，行军打仗经常绕城而过，打不了啊。比起现在，万阳寸北平、武汉也没多少灯火，可那时老远看到一座县城，就觉得灯火辉煌了。一些人还没见过电灯呢。那时讲城市是个花花世界，进了花花世界，别花了眼、花了心。那时这方面抓得紧呐，平津战役有个“约法八章”，南下后是“城市纪律十二条”，可就是再加上十二条，也有想不到的事呀。118师进武汉，师长接受记者采访，被通报批评，后来说不经请示、批准，接见记者就是错误。土八路在农村如鱼得水，进城就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不觉可能就犯错误了。那时进城，带兵人苦惕性高啊，紧张、压力大，住上几天，就寻思快离开这花花世界吧。
高玮老人说：
我们师的宣传科长路荧，离休前是广东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那人有才啊。他写篇小说《唐二虎进城》，后来发表在《新华月报》创刊号上。说个战士唐二虎，沈阳解放后，发现有的工人的生活，比他家乡的地主、富农还好，女的还烫发，这算什么工人阶级呀。这不是资产阶级官太太吗？还怎么当领导阶级呀？刚进城时，确实有许多现象不理解、看不惯，融合不进去。
杨雨田老人说：
15兵团进广州后，我们电台队住在东山区，房东是个资本家。开头不让我们进院，说没地方。挺大一幢洋楼，还有一片平房，怎么没地方？我们必须住那儿，因为邓华住在附近。一家人却很快热情起来，让佣人给我们烧开水，还要请我们吃饭。怎么回事儿呀？一是咱们纪律好，二是想把女儿嫁给我们。我们电台队不少加来岁的小伙子，东北人，高个，挺帅，还都有文化。房东两个女儿都是学生，不到20岁，漂亮，活泼，大方，瞅着也挺清纯。看我们围着一盆菜吃饭，觉得好奇，跑过来非要尝一口不可。我们晚上回来，姐俩在阳台上扔荔枝打我们，吃吃笑。开头我们哪明白呀？那时都尽量避免接触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等到明白意思了，赶紧向领导汇报。
现在想来，也并不能排除她们是爱上了我们的哪一两个小伙子。可那资本家呢？人家那脑子活呀。天下是共产党的了，找个大军当姑爷，好有靠山、保护伞哪！
李逸老人说：
进广州，我们睡马路，在马路边上吃饭，我们那饭菜不好呀，有人笑话我们。这没什么，受不了的是太太、小姐见了我们掏手绢，捂鼻子。
东北人不洗澡，南下过江后也学会了冲凉，有空就冲洗一阵子，凉快呀。可站岗、巡逻，刚换洗的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广州热啊，东北人又不抗热。见到捂鼻子的太太、小姐来气，有的战士就喊“站住”，让人家在太阳底下站着，也让她弄一身臭汗。
这当然是错误的，要批评。我说咱们身上就是有味儿嘛，战士说那能没味儿吗？除非也像她们那样待在屋里，出门打把洋伞。我说，就事论事，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