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色的万字旗(二战bl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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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色的万字旗(二战bl同人)- 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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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
  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是海因茨给我的承诺。他是一个军人,只要是他做出的承诺,他都会用生命去遵守。这样就好,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完后半生。于是我朝他微笑。但是那一瞬间,我似乎看见他眼里隐隐有一丝绝望,一闪而逝。我想那一定是我的错觉。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给了我承诺,于是只能对另一个人说抱歉。那个人直到死也没有等来他的一句承诺。
  那晚之后,我的心情好了一些。但总是隐隐感到空落落的。库尔特说我的笑容看着很不真实,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其他的朋友都说我整个人越发沉静了,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心已经死了。我和海因茨之间的关系更淡薄了。甚至有一天,我在卧室枕头上发现了几根短短的金发。不是我的,也不是海因茨的。那一刻,我想把它们扔掉,但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居然鬼使神差的将它们收到了我的首饰盒里,然后放进了抽屉深处。不过从那以后,我就要求和海因茨分开房间居住了。我想让他知道,我也有我的尊严和底线。
  之后的日子又平静了下来。除去我们之间几乎为零的交流,海因茨还是和以前一样,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他在家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呆在书房,直到深夜。我还是习惯在凌晨醒来,然后看着那点灯光,心底一片凄凉。
  海因茨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近了。波兰战役以后,他获得的铁十字勋章成了装甲兵正式登上德国舞台的佐证。听冈特说他很受元首的器重,对此我只是淡淡的笑着,默默的整理好崭新的军装。我们之间还是那样淡淡漠漠的。但海因茨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到位,所有丈夫应尽的职责他都做到了。包括在我母亲去世时操办一切,安慰伤心的我。可我感到他是不开心的,有一次他甚至吞吞吐吐的问我是不是大多数人都很难原谅背叛,我不大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但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在试探我的感受,他问的一定和那个叫埃尔温隆美尔的上校有关。
  第二年的法国战役让我们再次分离。这次战役与波兰那次不大一样,因为我总是能听到一个词——“魔鬼之师”,还有它的指挥官隆美尔少将的名字。大家都在传颂它的进展神速,让敌人闻风丧胆。而我回到屋里,关上门窗,我想这样我就不必听到那个人的名字了。
  我以为这场战役要持续一年,但事实上它很快就结束了。海因茨因为战功被升为大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很是开心,经常微笑着。这让家里压抑的气氛轻松了不少。于是我终于很有心情的和朋友去看了一场电影。
  但是一进电影院我就后悔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要看什么电影,只是听朋友说是现在最红的一部战争片,叫《西线的胜利》。可当我看到那里面那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该来。可是我不能一走了之。于是我静静地坐在包厢里看着。我看着那个人笑得恣肆飞扬,神情自信骄傲。看着他的装甲师滚滚前进,将敌人碾在脚下。当他对着镜头露出狡黠又自信的笑容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让海因茨离开他的,这样一个人没有人会想要放开。
  我流着泪走出电影院,朋友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一部战争片能让我哭成这样?但她们都没有询问。回到家,海因茨也看到了我红红的眼圈。当我告诉他我去看《西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出乎我意料的沉默下来,眼底滑过一丝不满。我吃惊的望着他,但他只是摆摆手:“以后不要去看那种电影。”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许多军官而言,拍电影拍照片这种事是一种不务正业,是对军官名誉的损害。海因茨更是认为如此。
  法国战役之后没有太久,海因茨又要离开了。这一次我们要和我们原来的盟友苏联开战。我想他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不大乐观,因为我看到他翻阅了很多遍拿破仑征俄的资料。而埃尔温隆美尔早就在几个月前去了北非。我总能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消息和照片。那上面的他还是那样自信,好像无往不胜的战神。确实,他在那里取得了一系列的战绩,所有人都在赞颂他。包括我的好友中有不少都给他写过信,寄过巧克力。但这都与我无关。我将那些有他的报刊杂志都扔到了储藏室里,然后等待着海因茨那简短的仿佛例行公事的信。
  起初,我们的军队进展很顺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北非。海因茨的信里总是透出胜利的意味。我也总能在杂志上看到隆美尔的消息和照片。有一次那上面甚至登了一张在装甲车上煎鸡蛋的照片。我当时不禁莞尔,不过海因茨似乎对此很不满。在深秋的时候,我收到了他新写的信,在例行公事的问候之后,他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把我吹嘘成隆美尔那样,我只能增强你的决心,以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封信让我很诧异,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海因茨写出的话。于是我开始有意识的拜访一些军官的夫人。这时我才知道隆美尔对于那些军官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们鄙夷他的出身,用轻蔑的口吻形容他战略上的非专业。同是他们又嫉妒他,嫉妒他有元首的绝对宠爱和炙手可热的赫赫战功。我有一种预感,这种嫉妒会毁掉一个人。但这和我没有关系,不是吗?
  毕竟和隆美尔比起来,我更关注苏联的局势。战争持续到了冬季,似乎我们在莫斯科城下被阻碍住了。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并不知晓,只知道最终莫斯科没有被攻克,而一批高级将领都被免了职,这里面也包括海因茨。
  海因茨绝口不提他被免职的原因。他整天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我知道我们被盖世太保监视着,因为在我出门买东西时我发现有人远远地跟着我。我试着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海因茨始终保存着沉默。
  在之后几个月当中,他提前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这种情况下,来拜访我们的人可以说是稀有。差不多只有党卫军的迪特里希上将,还有他那同样被免职的下属盖尔和朋友霍普纳。海因茨每天都静默的翻着军报和《人民观察家》,那上面铺天盖地的都是隆美尔的消息。我想他是在等他。可让我弄不懂的是他每次都把看完的报纸扔进字纸篓,好像没有丝毫留恋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见没见到面,总之海因茨决定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他要我同去。我当然同意,我一直喜欢那里春天的田园美景,还有温泉的有效功用。海因茨在那里很放松。但我发现他总是捧着一本地图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那上面,北非的那一小块被圈点的斑斑驳驳。
  我想他还是惦记着隆美尔。当我们返回柏林之后,我突然患了很严重的恶性血中毒,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海因茨对此大伤脑筋。尽管躺在病床上,但我还是知道隆美尔在北非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其实我很难不知道这些,因为广播和报纸上都是这些消息。
  六月份的一天,我在床上躺的很闷,于是便打开了收音机。海因茨在床边陪着我。当一段轻音乐结束以后,我听到了广播员兴奋的声音:“元首大本营,6 月22日。元首晋升非洲装甲军团司令官隆美尔上将为陆军元帅。”
  我吃惊的扭过头去看海因茨,但是逆着光,我不知道他此刻的表情。我只能看到他那握成拳头攥的泛白。他的身体微微战栗着,带着难以言喻的悲伤。
  作者有话要说:咳,本来以为写两章就能搞定,结果发现如果要写到隆帅死就要写三章,外长,俺对不起你,不能在你的忌日发你的文了。
  
                  玛格丽特的回忆(下)
  我想隆美尔提升为元帅一定给海因茨很大的打击。他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不停地抽烟,眼神里有着最深沉的情愫。就这样,当隆美尔在北非取得无数胜利和荣耀的时候,他却被这样闲置在柏林。我有时看见他盯着报纸上隆美尔的照片发呆,但最后它又出现在字纸篓里。
  后来,可能是不喜欢柏林这里压抑的政治气氛,他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迁居。弗洛姆要求和他面谈,海因茨去了,但显得怏怏不乐。当他回来时,他的脸色就更阴郁了。而且一反常态的主动和我说了起来:“你可知道,前几天,埃尔温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国休养,他向元首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但弗洛姆告诉我元首否决了这个建议。我想我以后再有被召用的机会了。”
  我细细咀嚼他的话,很难弄清他是因为隆美尔的健康而担心,还是因为失意在家而烦心。我只能安慰他,但他还是保持着阴郁的神情。即使在我们在南部旅行时也是那样,他还在不停地阅读刊登着隆美尔消息的报纸,我注意到他经常写一写信,但是写完以后又撕掉了。我知道那一定是要寄给隆美尔的,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撕掉它。
  不过我来不及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到了这年秋季,海因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的心脏病复发过一次。在11月底,他突然昏死过去好几天,可把我吓坏了。多亏多马拉斯教授的妙手回春,他才慢慢恢复起来。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刚一好些,就让我帮他把元首的首席副官施蒙特找来,两个人在屋里唧唧哝哝了很久。我只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你确定不要告诉他你的病情?”
  “盟军已经在那里登陆了,他的压力够大的了,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可是你明明病的……”
  “别告诉他……”
  时间逐渐推移,到了1943年,当广播里传来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消息时,我看到海因茨白了脸。他破天荒的对着我说了一句关于当前局势的评价:“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
  经过了第六集团军的覆灭,连我这个完全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得清国内弥漫的惨淡的失败气氛。在这种情况下,海因茨又被召到了元首的大本营,当他回来时,他带着一个新任命——装甲兵总监。这个职务到底有怎样的权限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似乎他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连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不过听说总参部对海因茨的大权很是不满。而海因茨对此并不在意,他解释说他早就习惯了来自总参部的中伤。
  “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我说成那样,明明我和他们一样进过总参部培训。为什么还总是低他们一等呢?”海因茨曾经私下抱怨过。
  “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我只能这么说。
  “呵,毕竟我不是贵族啊。”海因茨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惆怅,还有浓浓的心酸。我知道,他一直想要和那些贵族一样,但事实上他永远也接近不了这个团体。
  海因茨的新工作很繁忙。我这个妻子一天都见不到他几眼。他忙忙碌碌的从柏林到温斯多夫,再到卡塞尔,还有波扎罗热。他和许多人会谈,有凯特尔,有霍特,还有曼施坦因。但令我很奇怪的是他独独警告我:“如果有一个叫戈台勒的博士要来找我,你一定要严词回绝他,你自己也不要听他的任何话。”
  我不知道海因茨为什么这么说,我只知道局势现在很不好。现在的报纸上已经没有连篇累牍的关于隆美尔的报道了。海因茨曾含含糊糊的说北非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但我分明觉得,他在这么说的时候有些开心的成分。
  不过繁重的工作还是对海因茨的健康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到了7月底,他因为痢疾而病倒了,在8月初又动了一次手术,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这个时候,柏林已经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根本无法在那儿养病。于是我们搬到了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而我们到那里的第二天就被告知第,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被炸弹直接命中,不能再住了,这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好在由于施蒙特的帮助,政府将它早已承诺一处房地产赠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搬到了第芬霍夫,从此我就住在那里,远离了柏林。海因茨还要回到首都工作,我就呆在这儿,远离了那些坏消息,也远离了能知道隆美尔状况的渠道。
  后来听说海因茨去了诺曼底视察,而隆美尔作为B集团军的司令也在那里。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很不高兴,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么多年海因茨还一直和他纠缠不清。我想着等海因茨回来就和他挑明,让他结束这种关系。但事实上,我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海因茨灰白着一张脸从法国回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连鞋也没换就一个人坐在了沙发上,将脸埋在手心里。我目瞪口呆的看着,我发现他似乎在微微战栗着,好像哭了一样。
  “到底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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