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保障的地步，逢到荒年，皇帝竟被迫带着全城百姓去洛阳“就食”。
回到北京的问题上，为解决“首都病”，当初我们曾寄希望于城墙的拆除、一圈圈环线的开通、地铁的延伸、老区的拆迁和新区的扩建，希望这些措施能给北京带来更理想的交通、居住条件，等来的却是车更堵、房更贵；如今我们也寄希望于部分工厂的外迁，南水北调等工程的进展，希望这些措施能给北京带来更蓝的天，让北京的资源不至于匮乏，但人口膨胀所造成的生活污染和热排放增加，以及对水、能源、粮食和各种物资水涨船高的需求，谁能保证这些措施最终落实之日，不会被反作用力抵消于无形？即使把首都挪窝，谁又能保证，北京的今天，不会是那座新首都的明天？
我们看到，国外一些都城在搬迁中，颇有足资借鉴之处。如美国、巴西、巴基斯坦，当初的迁都，都不同程度有回避“首都病”的考虑，在这点上和中国历史上一些迁都并无大差别，但古洛阳、古长安往往很快重蹈覆辙，不得不再搬，而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都207年，人口不过*万；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建都47年，市区人口仅35万，“首都病”问题并不突出。
个中奥妙，在于这些国家把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很明确：首都就是行政中心、立法中心，一切配置均以确保这些功能的正常运作为前提，至于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学术中心等职能，则由其它城市分担，如此则首都无需汇聚和吸引大量人口，也无需劳民伤财、调动全国资源“供养”，交通、住房、污染等方面的压力也自然不会如北京这般突出。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首都，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同时扮演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的多重使命，其功能的多样性甚至超过北京。但这些巨型城市一来具备充当“多面手”的条件，如巴黎，每5个法国人就有一个住在这里，铁路、水运和航空网也以这里为重心辐射发散；二来，它们也通过功能区划分、基础设施配套和大批功能健全完善的卫星城，实现了功能的合理配置，仍以巴黎为例，在发展进程中大巴黎几次调整行政区划，最终于1960年形成包括8个省、1281个城镇，功能健全互补、交通和服务网络到位配套的庞大都市群。
与之相比，不论是“迁都派”还是“留都派”，都似乎缺乏一点底气，我们的首都到底要走类似华盛顿的功能分离道路，还是类似巴黎的功能复合道路？显然，不论是和前者还是后者相比，我们的差距都是相当明显的，这绝非“迁都”或“不迁都”所能函盖的。
不仅如此，由于户籍、编制等限制人口资源再分配的制度尚在发挥作用，“天子脚下好办事”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加上机构臃肿，“大政府，小社会”，即使在中国也搞“政经分离”，谁又能保证，一个单纯政治中心的首都，就一定会像华盛顿、巴西利亚那般“苗条”？
因此可以说，比迁都与否更值得讨论的，是怎样确定中国首都今后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如何在不伤筋动骨、不劳民伤财的前提下，不缩水不走样地将确定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切实落实，让首都的合理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多余功能得到有效转移。
中国古代的商朝曾因首都功能定位不明晰、前后13次迁都，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给国家发展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直到盘庚汲取前人教训，正确裁定了新首都的功能和使命，把首都迁到殷，并构建了区划分工明确、包括众多功能区和卫星城的复合型国都“大邑商”，此后几百年首都一直运转正常，再未迁移。由此可见，只要理清首都功能和角色定位的思路，并切实贯彻落实，迁都与否并不重要，反之，即使迁都，也未必不会重演旧都的一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决定了中国的首都定位将不可能完全照搬任何国外模式，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多花一些精力在首都功能、角色定位等问题的讨论上，而不应仅围绕是否迁都争论炒作不休。
………【地方政府应学会花钱】………
2007年对于多伦多市长苗大伟而言实在不太好过：他所提出的增加房产交易、车辆进城等税种计划引发激烈反对，几乎丢了市长宝座。
其实他也是有苦说不出：市府连年赤字，入不敷出，如果不“开源”，只靠“节流”很难补上这个窟窿，因为缺钱，多伦多市府一度甚至不得不关闭全市各社区活动中心。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加拿大几乎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缺钱”问题，因为缺钱，温哥华市政府甚至连市政工人罢工所省下的工资都如获至宝，拟定了五花八门的开支方案。
作为G8成员，加拿大的省府、市府自然不是缺乏财政收入，而是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作为福利国家，市民的医疗、养老等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要花钱；市政建设、城市公共交通需要政府大量付出，要花钱；学生学费全免，学校建设、教师工资等都有地方财政开支，要花钱；社区活动中心、运动场和图书馆都由地方财政出资建设、维护，也要花钱。这也要钱，那也要钱，地方政府时不时手头拮据，出现赤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俗话说得好，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别说是堂堂地方政府，就算是普通人家，也不会喜欢缺钱的日子，但政府的职能就是为辖区和居民服务，为辖区的居民谋福址，该花的钱总得花，只要钱花在为市民造福的方面，市民们就算暂时想不通，终究是能够理解的，多伦多市的增税计划尽管争论激烈，但随着时间推移，表示理解、接受的民众呼声已成为主流。
和这些加拿大地区相比，中国某些地方的财政可谓富得流油：从04、05年起，就不断传出某些地方财政盈余大增，“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消息，近期又传出中国今年财政盈余将创新高、政府同样为如何花钱发愁的消息。
钱当然是好东西，不过钱挣了就是用来花的，如果只知道挣、不知道花，或者虽懂得应该花，却不明白这钱该花在哪些方面，这些盈余就真成了纸上富贵，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由于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期，许多旧的社会功能已不能发挥作用，而新的社会功能尚未健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辖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影响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如在许多地方，中小学生就学开支仍然偏高，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不论从覆盖面还是力度都尚不能满足“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基本需要，水、电、煤气、供暖等公共服务开支上涨幅度仍难以有效控制，公交线路不能满足需求、车费上涨过快，应有的社区文化、服务网点、设施配置不全、设备老化等，这些都需要地方财政给予必要的财务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一方面满足于大数额的财政盈余，另一方面却总是吝于给这些需要钱的方面拨款，甚至对这些方面出现赤字、不能自负盈亏感到不悦。
应该知道，这些服务于市民、服务于社会的开支范畴，“节流”固然重要和必要，但“开源”是更重要的，而政府财政投入和支持，则是确保其充分发挥功效的关键。政府的职能是为民众服务，只要钱花在点子上，帐目清晰、功效明显、监督到位，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即使因此导致政府“变穷”，大家也必然是理解的、满意的，反之，就算盆满钵满，钱库充盈，也难免饱偿“守钱奴”之讥。
从这点上看，中国一些地方的政府，不妨向加拿大的同行们学学怎样花钱。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12月11日，发生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针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公机构和宪法委员会办公新楼的恐怖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和重大经济损失，其中，中国工人死一人，伤七人。
事情已过去几天，但这位不幸丧生、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的中国同胞，至今连姓名都无人知晓，唯一所能知道的，是他属于承建阿尔及利亚宪法委员会办公新楼的中建公司工地，是35岁的副经理，而这条消息也是媒体通过使馆间接了解到的。据中建公司新闻负责人黄太平称，不公布死者伤者的姓名、身份，是“以免引起不必要恐慌”。
中建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经营多年，仅中建八局就有员工近万人，项目数十个，他们的妻儿老小此时此刻，无不为自己亲人的安危提心吊胆，笔者2004年初从阿尔及尔回国，航班起飞同一时刻，机场内发生恐怖爆炸，在国内的父母心急如焚，直到我平安出现在电话线一端方长吁一口气，将心比心，直到此事尚不肯公布死者伤者的详细资料，究竟是避免、还是加剧了“不必要的恐慌”？
事发后，中建总公司驻阿负责人郑学选先生请大家放心，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并非中国人”。听完此话，恐怕大家更无法放心，因为“9。11”的几千受害者，西班牙和英国恐怖袭击案的死难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此番致死致伤的8位中国同胞，甚至遭受物质和人员损失的中建自己，也并非“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但他们仍遭到了无法挽回、令人痛惜的损失。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恐怖活动猖獗的地方，就是对任何和平工作、和平生活的人或组织构成威胁的地方，任何人都是这些丧心病狂者的袭击目标。因此，任何一个想在这些地方开展业务的企业，都应预见到这种威胁，事先做好预防，防患于未然之时，事后做好善后，补牢于亡羊之后，惟如此，逝者的血才不至于白流，同样的事件才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造成重大损失。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工程和利益日益增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致死、致伤恐怖活动也与日俱增，他们中有些是“非袭击目标”，有些却是恐怖组织直接针对的对象。前者虽防不胜防，但哪些地方是热点、是恐怖袭击多发地带，却并不难事先研判，也并非不能就此采取相应防范、或回避措施；至于直接针对中国项目的袭击，则更不难判明，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有关方面和企业却长期忽视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恐怖分子袭击威胁已赫然公布数日，从事发国传回国内的市场分析，仍对一触即发的风险不着一字。逝者之逝，令人痛惜，而这种牺牲如不能及时唤醒有关方面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意识，避免今后更多、更大的牺牲和损失，就会加倍令人痛惜。
恐怖主义是和平和发展长期的敌人，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也将是长期性、战略性的，在这样的局面下，恐怖主义之于中国非洲利益间，就不存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可能，既要确保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又要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有关方面就应具备和恐怖主义周旋的心理准备、勇气、能力和艺术，而不应再抱有蒙混和侥幸的心理，自己的利益，自己不去维护，尚能乞求何方？
非洲是充满机遇的地方，这一点自“中非峰会”以来，经过各方面的热烈鼓吹，已渐渐为国人所熟知，但非洲同样充满风险，却在媒体、有关方面有意无意地忽略下，被社会所忽视，其代价便是生命和财产一而再、再而三的损失，从尼日利亚到埃塞俄比亚，从苏丹到阿尔及利亚。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后人复哀后人，到了正视这个问题、并提醒需要提醒者的时候了。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业绩百世流芳”，安息罢，愿你的离去，能唤醒更多的人
………【法兰西文化已死？】………
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恐怕没有任何比法国人和美国人更称得上冤家的一对了，这不，11月21日美国《时代周刊》欧洲版一篇署名“唐。莫里森”，声称根据格兰特。罗森博格报道稿写成的文章，就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居然是“法兰西文化已死”。
这篇长达4页的文章火爆刺激的绝不仅是一个标题。
文章一开头就借深秋的天气形容法兰西文化“如秋叶般凋零枯萎”，因为在法国，文化已不再重要，而在全世界，美国文化已全面战胜了法国文化。
文章称，曾诞生无数著名编剧、导演和演员，甚至诞生电影本身的法国，如今影院里充斥好莱坞大片，他们宁可追捧最新美国动画影片《美食总动员》也懒得看温吞水般的法国艺术片，法国再也产生不了如特鲁弗、戈达尔那样的电影大师；曾诞生过无数古典主义、印象派和野兽派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