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历史- 第299部分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以及他在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因为那些太具体、太琐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许多人推崇切，没错，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

　　　　随着“红五月”、“反战”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个性解放、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70年代，敢于反抗霸权、垄断、资本和权威，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无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屡屡以微薄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在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于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符号和英雄，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格瓦拉当作自己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庇佑着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他象征着叛逆、自由、反威权、不逆来顺受，也许一些以切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切所想的，但这并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

　　　　虽然中国的几本杂志很早就简略介绍过格瓦拉，但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随着MTV、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时尚传入的，并迅速地本土化。如果说在西方，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在中国，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如果说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在中国，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在中国，切往往是“精英”、白领、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切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去追慕，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众语言。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思想。

　　　　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不论在哪里，切都被当作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不满的差异，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而在另一些国家，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

　　　　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商场、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切。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当作人们的心灵寄托，而且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让爱心传递起来】………

　　　　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李莹，在被确诊患上癌症后，两次谢绝学校组织的捐助，并在临终前嘱咐父母，将自己角膜捐献。

　　　　李莹谢绝捐助，是因为她的同学大多和自己一样来自贫困家庭，本身经济条件也不好，她不愿增加别人的经济负担；她捐献角膜，是感谢社会的关爱，尽最后的可能报答与回馈社会，虽然她年轻的生命已悄然结束，但这种能为他人、为社会着想，能推己及人的社会感、责任感，却正是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所缺乏的，着实令人感叹。

　　　　不仅如此，如果说捐献角膜属于身后慷慨，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乐观对人，并承担起调解同学矛盾、排解同学心理问题的“闲事”，在明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做着这些琐碎而有益的事，则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她的同学曾两次组织捐款，在她患病期间也给予她很多帮助、照顾，她同样用这种一点一滴的方式去报答、去回馈，这是关怀与关怀、爱心与爱心的彼此传递，生命的温暖、社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爱心传递中变得真切、感人、让人留恋和期冀。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爱心的传递，原本可以更流畅、更温暖、效果更好。李莹谢绝同学帮助并非不需要或不想接受帮助，事实上她的父亲李建国曾在无奈之下瞒着女儿，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匿名求助，关键是李莹一家不忍心拖累同样不宽裕的同学，可以想象，她那些善良但同样一贫如洗的同窗就算倾尽全力，所能给予的帮助也有限。

　　　　如果爱心的传递，总在贫困者与贫困者相濡以墨的层次上打转，那么类似李莹的感动和遗憾今后还会时常看到。爱心的传递，应更多体现在“损有余以补不足”，让有能力承担的人多承担一些。

　　　　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最根本的，当然是建立一套制度保障体系，用税收阀门调节收入，用社会福利体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实现全社会的爱心传递循环。近年来，类似李莹这样的不幸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尽管许多人踊跃捐助，伸出自己充满爱心的双手，但这种非常态的爱心行动往往挂一漏万，或力不从心，不免让许多可能的生的希望，最终变成永远的遗憾。只有从制度上建立常态的、全员的保障体系，才能让爱心的传递，进入一个全面覆盖、有效互动的良性循环当中。

　　　　当然，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底子薄，这样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成生效，绝非旬日可期，况且即使在医疗福利体系健全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募捐也是时常可见的。在福利国家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郝硕患肺癌后，就得到各界的慷慨捐助，为艾滋病人、血友病患者、患病儿童募捐，乃至为医院和医疗中心集资的事例也举不胜举。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这种募捐、筹款多数并非即兴应急之举，而是常态化、普遍化的行为。在加拿大，银行柜台、超市收银台、餐厅大堂、加油站收款机，甚至博彩中心的彩票柜台上，往往都放着个装零钱的透明盒子，上面写着捐款的目的，许多人都会把找零的钱随手投进去，虽然往往只是几分钱，但覆盖面广（有的超市十几处收银台每处都放一个），参与者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既不加重好心人的负担，又能在紧急时派上用处，不至于临阵磨枪，当然，他们也有应急式的募捐，如节日筹集、慈善晚宴等等，但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给爱心的温暖多添一把柴罢了。

　　　　可见，即使医疗体制的保障暂时提不上日程，即使募捐这种爱心传递方式还要在一段时间内唱主角，我们也有可能、有必要让这种形式更有效、更合理，既能更多、更好地助人，又不至于让助人者太过辛苦。爱心的传递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各方各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让这种传递更生动、更流畅。



………【“纸上富贵”不是富贵】………

　　　　据新华网10月7日报道援引中国科技部有关报道称，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依据是一组数据：2006年度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6位……俗话说的好，事实胜于雄辩，这样漂亮的数据，似乎足以支持“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了。

　　　　不过另一组数据就不那么漂亮了：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关于科技一栏，中国的排名从1998年最高的世界第15下滑至近年来的第25－35间，这和最新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5）形成巨大的反差。撇开数据看实际，大到汽车、飞机、航空发动机，小到液晶电视、数码相机，中国虽有众多品牌，但有几项核心技术完全不受制于人？这种局面，似与“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尚有一定反差。

　　　　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不是R&；D（研究与开发）人员投入总数，也不是其资金投入总数，而是Ｒ＆Ｄ／ＧＤＰ，即研究与开发总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按照国际公认标准，这一比值小于1％的国家为“缺乏创新能力”，1％－2％为“有所作为”，2％以上且持续一段时间，才能成为“有较强科技竞争力”。中国直到2003年这一比值才刚刚突破1％，去年投入3003。1亿元，达到历史最高的1。43％，虽说比过去进步显著，但不但远未达到2％的“较强科技竞争力”标杆，甚至离“九五计划”规定的1。5％目标尚有差距。

　　　　不但如此，前面那组漂亮数据也非全无可商榷之处。在去年的政协会议上，就有来自大学的委员指出在中国科技项目推进中存在立项审批草率、行政和商业干预过多、单纯攀比成果和论文数量等诸多弊端，中国去年论文总发表数和专利总申请数都达世界第四，这两项数据15年来一直在迅速提升，可其中究竟有没有水分，是颇值得推敲的，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8226；布鲁姆就曾指出，中国论文发表数逐年增加，论文质量却逐年下降。至于科研项目中的所谓“钓鱼项目”、甚至类似“汉芯”那样的“伪项目”，就让人难以启齿了，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曾说“有时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比搞个豆腐渣工程还容易”，虽然这也许只是个别特例，但见微知著，也足以让我们不敢对“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过于自得。

　　　　况且，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意味着科技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有现实的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通常在30％以上，芬兰、瑞士等欧洲小国科技人力、资金投入绝对值并不高，但科技竞争力排名却常年居世界前列，甚至往往凌驾于美国之上，靠得正是其超过50％甚至70％的科技成功转化率，因此各国科技人才基本向企业倾斜，如美国，80％的科技人力资源集中在企业。反观中国，70％的科技人才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机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60％、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26％建在大专院校（这组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科技部今年9月24日的公开表述），科技人力资源虽多，配属却极不平衡，至于科研成果转化率差距更大，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曾说每年中国数万科研成果“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大量“科技泡沫”，数据虽未必确切，但与世界水平的显著差距却不难看到。

　　　　纸上富贵不是真富贵，一群舢板焊接成的“航空母舰”也出不得大洋，从有关方面，到普通中国人，还是尽量淡忘“科技人力资源大国”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头衔，正视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徘徊在世界中游水平的现实，并踏踏实实地找到真正提高科技竞争力的途径为好。



………【非洲没有遍地黄金】………

　　　　近日，一则关于非洲的神话在众多大小媒体铺天盖地，传得沸沸扬扬，说的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在非洲各国奇迹般发达，并获封“西非六部大酋长”的神话。

　　　　任何一个有一定非洲经历的人，在仔细阅读那则奇文后，都会发现无数的漏洞。

　　　　该会长在一开始就详述了自己“赞比亚河畔”的起家经历，可赞比亚根本就不存在“赞比亚河”，只有赞比西河，而拥有4万公顷水浇地、在非洲较早普及水稻种植的赞比亚，自然也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连“开沟挖井”都不会；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于非洲农业的高产量，“种什么产量都很高”，可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固然日照时间长，降水充足，但土质薄，养分低，单位产量很差，即以刘会长所言赞比亚为例，中国在那里历史最久、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