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以买两套，甚至最大都市多伦多，平均房价比这里也要便宜7、8万加币；同样，汽油的价格，温哥华也比加拿大任何一个大城市都贵。这么贵的消费并未换来最好的服务：温哥华的公交系统覆盖率低、班次少，出租车只能预约、不能扬招，这让许多依赖公交系统的市民感到极为不便。
这么高消费的地方，偏偏收入却是相对较低的。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在大温哥华地区，有超过7万2000名在职人士生活在贫困线下，几乎占本地全部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是加拿大各主要城市中最高的。卑诗省的贫困工人比例也是全国最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工作越努力、工时越长的岗位，贫困比例越大，贫困程度越高，雪上加霜的是，温哥华偏偏还是全加个人税率最高、福利投入最低的城市之一，这样的城市让许多人感到不“宜居”，也不足为奇了。
不但如此，许多人、尤其占温哥华人口相当比例的新移民觉得，在温哥华找工作不难，但找好的、专业对口的工作很难，由于办公成本高，大多数公司都把总部设在别处，导致职员晋升艰难，一位受CTV采访的市民说得好，温哥华当然“宜居”，但没钱不行，这里偏偏又不是个容易挣钱的地方。
就连温哥华人一直引以为傲的环境，因为市政工人旷日持久的罢工也弄得面目全非：由于垃圾工不上班，垃圾箱没人清理，街上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甚至市长的家门口也被倒了好几车垃圾；由于图书馆、社区中心也罢工，正逢暑假的学生们不能去图书馆看书，不能去社区游泳池健身、去社区活动中心找朋友，更不能去斯坦利公园，去游历儿童农场和乘坐儿童小火车，此外，温东有可怕的毒品注射屋，市区某些地方随处可见众多的无家可归者……如果您是一个被垃圾包围的住户，或是一个自家孩子因无处可玩不得不呆在家里过无聊暑假的家长，您会觉得这个城市“宜居”么？
其实这里的房产虽贵，换手率却一直很高；这里的穷人虽穷，消费水准却一直下不来。说一千道一万，这里有最好的阳光、海水、绿地、别墅和空气，但没钱免谈。“宜居”也好，不“宜居”也罢，一看荷包，二看心态，就看您怎么比了，要不加拿大本国的杂志《MoneySense》今年5月公布的“加拿大宜居城市排名”，怎么把“世界冠军”给贬到全国第15名去了呢？也许一位温哥华市民说得好，先去别处打拼，等赚了足够的钱，再回温哥华享受“宜居”，是最好的选择。
………【CEMAC 时间不等人？】………
——对于CEMAC的一系列雄心勃勃规划而言，恐怕时间反倒是最不缺的东西。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自1999年6月25日正式启动以来，6个成员国（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加蓬、喀麦隆、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对此寄予厚望，希望该组织能在维护区域和平、促进金融货币稳定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然而8年多过去，很多计划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共同一体化关税”口惠而实不至，“次区域经济财政振兴计划”更缺乏可操作性的实质内容，就连最容易实行的成员国间人民自由往来也久拖不决。
不错，还有“中非法郎”，这个和欧元挂钩、和西非法郎锁定1：1兑换率的货币有着良好的信誉、稳定的币制和极佳的流通性，可以在14个国家（中非法郎区6个、西非法郎区8个）通行不悖，然而这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遗产，其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的法属殖民地法郎，把它当成CEMAC的成果实在勉强，而且，法国人已越来越显示出对维持这个奢侈品的力不从心，缺乏“非洲情结”的新总统萨科奇的上任，更难说是非洲法郎——包括中非法郎和西非法郎，反正它们的缩写是一模一样的CFAF——的福音。
近日围绕共同体机构改革，该共同体的两大巨头：轮值执行主席、喀麦隆总统比亚PaulBiya，和“共同体机构改革指导委员会”主席、赤道几内亚人姆巴索果TeodoroObiangNguemaMbasogo相持不下。比亚主张强化共同体常设机构——执行秘书处的功能和权限，并给予执行秘书以“最终拍板权”，即在成员国意见相持不下时的取舍权，而姆巴索果对此坚决反对。
评论家分析认为，两巨头争执的背后，是各自所在国的利益。成员国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喀麦隆一直把持执行秘书一职，如果现任执行秘书恩特西米（AntoineNtsimi）获得重要权力，将极大提升喀麦隆在共同体内的发言权；而作为穷国和六国中唯一非法语国家的赤道几内亚自然对此不以为然，力图从权力分配上制约喀麦隆的一权独大。
然而这种争执和分歧已严重影响了共同体正常职能运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其它次区域相比，中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已远远落在后面，这引起了成员国民众和媒体的不满，《喀麦隆论坛报》8月30日以《时间不等人》为题，呼吁有关各方求同存异，让共同体早日发挥应有功能。
时间固然不等人，问题是，无数前例证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快慢，更多取决于两大因素的作用，一是推动资金的多少，二是区域内经济关联性的强弱。关于前者，6个成员国中只有加蓬、喀麦隆算得小康，其它都是贫困甚至赤贫，可谓囊中羞涩，至于外来资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某些具体经济或非经济项目尚有兴趣，对次区域一体化这种在他们看来颇有些迂阔的项目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它们也很难如西非各国那样得到法国诸般照料，和那些“嫡系”法国前殖民地相比，CEMAC显得血统紊乱——赤道几内亚是前西班牙殖民地，喀麦隆先属德国，后来又由英法分治；关于后者就更不容乐观，长期的殖民统治和独立后的缓慢发展，使得各成员国的经济结构普遍畸形，对国际市场依附深，而与邻国间互补很少，这样的六国所组成的统一经济体，注定只能是六根藤上的六个瓜，而不是一根枝上的一串葡萄。
时间固然不等人，但对于CEMAC的一系列雄心勃勃规划而言，恐怕时间反倒是最不缺的东西。
………【多一份宽容 少一点偏激】………
美国医生朗恩。约瑟夫根据张纯如著作自费拍摄的记录片《南京梦魇》，向世人展示了抗战时期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和南京和平居民所遭历的劫难，自在YOUTUBE上线迄今不到两个月，全球下载已达数百万，相关讨论排名高居第九，引起了全球性的、强烈的反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部在网上热播、却在正规发行渠道到处碰壁的作品，不但毫无悬念地被日本右派威胁、围攻，而且颇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相关纪念、研究机构和网友指责、批评甚至围攻，让约瑟夫医生一度心灰意懒，差点让影片下线。
这些指责和批评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认为这部影片在资料引用上不专业、不准确，如重庆大轰炸，错用了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画面，容易“给日本右翼以可乘之机”，对中国人对待某些事件当事人或亲历者，如拉贝、魏特林等的态度“评价不客观”，因此给予冷遇、白眼；另一类是“道德性”的，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
我们知道，约瑟夫医生从未来过中国和南京，更不是拉贝那样的大屠杀目睹者，他所产生的一切感受、情绪和判断，都来自于他所见到的第二手文献、影像和书刊，在此情况下，他能从中产生对南京和平居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义愤，并花费时间、精力拍片、宣传，说明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他，具备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谴责他感触不“真切”或“没有切肤之痛”，是毫无道理的苛求。国际上许多人士给非洲灾民捐款，国内也有不少捐资助学的热心人，他们中很多人生活富足，同样缺乏非洲饥民、西部农村失学儿童的“切肤之痛”，有些人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够顾及受助者感情的、无心的过头话，但我们能因此指责这种帮助本身么？
我们知道，约瑟夫医生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专家，而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作为非历史学家、非华裔、非当事人、非专职研究者的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对史实的把握、对资料的辨析自然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现硬伤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说他这样的外国业余人士，即使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同样出现过层出不穷的瑕疵，那些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中常识错误不断不消说，即使历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同样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出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专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爱好者完美无暇？提这个要求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自己做到了么？
更何况，一些国内专门机构一方面指责约瑟夫医生“观点不确、评价不实”，一面对人家送上门来的光盘避之唯恐不及。约瑟夫大夫从未来过南京，有些地方没看到、没想到，因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不足为奇，作为掌握这些资源的专门机构，你们为什么不能帮人家一把，请他来南京，实地看一看，交流一下，不是更好么？像东史郎那样觉悟了的日本老兵，无数犯过战争罪责的日本前战犯及其亲属，都可以来凭吊、来交流，真心诚意向世界揭示真相的约瑟夫大夫为什么只能吃闭门羹，甚至连一张薄薄的光盘也概莫能免呢？
作为独立和业余制片人，约瑟夫医生拍摄影片的费用全部来自自己的腰包，“粗制滥造”（或换言之精打细算）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必然影响影片的质量，可是他毕竟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影片，并在得不到正规发行空间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历史真相，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南京城在战争中所遭逢的不幸，许多指责他“粗制滥造”的人，为什么不“精工细作”一些更有力、更有影响的作品，去影响更多的国家和民众？或者，也“粗制滥造”一些和《南京梦魇》相同档次的东西，取得同样的效果和影响力？如果像约瑟夫那样努力去做了，哪怕效果还不如他，我们也会对其致以最真诚的敬意；如果自己没有做，却对别人的努力和付出说三道四，甚至出口伤人，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至于“意在赚钱”和炒作，这更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这位美国人的初衷如何，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我们根本无需过度关心，至少这部纪录片本身在叙述上是无恶意的，在效果上起到了为南京大屠杀正本清源、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予以揭露的良好作用，客观上是有利于历史、有利于中国民众的，作为唯物主义者，何以不看到这一点，反要作“诛心”之论？
退一万步说，即使人家真的有赚钱的念头，这又有什么？将心比心，有几个人做了一样东西出来，是为了赔钱的？大海不择细流，泰山不捐霄壤，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上，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参与和推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所有热心参与的人士都赔得血本无归，而且像约瑟夫医生那样，日本右翼诬蔑于前，某些中国偏激者叱骂于后，他们中许多人将势必远离这一话题，这不是在客观上做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么？某些偏激者的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有利于揭露大屠杀真相，还是恰恰相反？抗战期间，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从上海敌占区搞到不少钢管，制造武器、支援抗战，其中不少供货商人的确就是为了赚钱，但新四军并未因此说“你们动机不纯，把你们的钢管拿回去”，而是“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有利于抗战”，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之相比，当前某些人的想法、做法，何其陋耳。
当前有些人，姿态偏激、语言激烈，动辄指责别人“卖国”、“汉奸”，或对一些干实事的人横加挑剔、百般攻击，却不见他们自己为澄清历史真相、揭露军国主义罪责做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洗磨的事情。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是成本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只需记住几个口号；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别，只需不断重复那几个口号；第三，不需自己动手做什么，只需反对任何别人做什么，可以说要多容易有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