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讲的是一口流利的德国话，我完全听得懂。
大家都称为教授的那个老头子很宽厚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这一笑是否是因为他确实有什么功劳，或者只是由于这个女人对他恭维了一番的缘故。
“啊，如果是这样，”这个教授仿佛敲响了一下他的干巴舌头，“那可就太好了。”
“他是今天早上苏醒过来的。”那个女人又接下去说，“他想讲话，但我把他制止了，他身体还弱，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啊，您可真是一个出色的助理护士！”教授亲切地微笑着夸奖她说——他对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微笑过，“但愿在您的照看之下，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这位……这位……”
这位教授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那个陌生的女人急忙提醒他说，“您早就认识他啊……”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并且意味深长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妨碍他恢复健康。”
他哈下腰来，扒开了我的下眼皮，瞧了瞧我的眼睛。
“挺年轻啊”他善意地补充说，“假设他的血管发生了硬化，那我就不在他身上白费事了。”
他用他那细长的手指小心地摸了摸我的肩头，甚至竟表现出很爱护我的样子。
“我一看您的眼睛就知道，您本来就没打算死。”他突然用英语说，并且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懦夫一生数死，丈夫只死一遭。”
这是一句赞赏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最想知道的是：我究竟怎的了，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后来，这位教授转过身去，迈着方步，连膝盖都不屈，直着两条腿就从病房里走出去了。
其余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个陌生的女人，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一个一个地出去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剩我一个人以后我就又想，我是不是神志昏迷了？我本来是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可是他们为什么管我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我怎么变成了一个拉脱维亚人？为什么会是一些讲德国话的医生给我治疗？我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是那个打算害我的女人来照看我？
我想到了这些以及如此等等的好多问题，但我却找不到答案。
我绞尽脑汁去想，我终于恍然大悟了：我是被人抢来了！
是的，这种假定是完全可能的……
象我这样的军官知道的东西当然不少：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可能不引起外国参谋本部的注意，这可能是某一国极其大胆和狂妄的间谍机关冒了这次险。
尽管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置信，但我几乎肯定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是的，他们把我抢来了。这个女人并不是要把我打死，她只是企图使我失去反抗的能力……后来，我就又问我自己：我这是躺在哪里？是落到德国人手里了吗？是的，很可能是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了。但是他们打算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从我身上弄到什么，这一点我是确信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会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说他们要抢我，那正是因为我是马卡罗夫少校，是苏联的参谋军官，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晓得的什么贝尔金先生！而且，为什么又不许我讲俄国话？为什么那个女人的做法仿佛象是要我瞒着什么人？最后，那个高个子德国教授说的那几句英国话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闹得茫然无措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我这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苏联的病院里。
在这一天里，卫生员和护士到病房里来过好多次，其中大多数人跟我讲话是用德语，只有几个人讲拉脱维亚话。
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女人早上给我出的主意，他们说什么我都只是轻轻地点头示意。
傍晚，那个陌生的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她坐在床前，微笑着抚摸我的手。
她用英语同我讲话，而且声音很低，尽管有人在门外偷听也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忍耐，忍耐高于一切，以后您一切都会明白，”她态度温和，但很果断地说，“您目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您可以讲德语、英语、拉脱维亚语，可就是不要讲俄语。总之，您应该忘掉您是俄国人。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对您讲清楚。”
我就开始问这问那，但从她的回答里并没有弄清多少问题。
“我这是在哪里？”
“在德国病院。”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您以后会清楚的。”
“可是您是谁呢？”
她笑了。
“不记得了吗？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的全名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而且我们两人早就熟识，您是应该记得的。”她站起身来，并且仿佛有所阴谋地用一根手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养病吧，请记住我的忠告，一切都会好的。”
她走了以后，整整两天没有再来。在这两天当今。各种各样的揣度可把我苦恼坏了，后来我就倾听周围别人的谈话，仔细地斟酌听到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慢慢地有了力气，也能够望望窗外了。于是，我以为我是被抢来的看法就无法成立了；因为我依旧还在里加，对着病院窗子的那条大街我是非常熟悉的。
在我失去知觉的那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异常可怕的大事。如果说我被无理的外国间谍机关抢出来是件极其可怕的事，那么这几天发生的这件事要比那更可怕得多……
希特勒德国侵入了苏联，可是我还在里加，还是在原来的那个里加，但它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
在靠门的床上躺着的是他们的一个爱司，是叫我们的飞行员打掉的。他在里加城外降陆时受了重伤，如今已经要死了。
应当为德国人说一句公道话，他们照看他们的爱司还是非常细心的。他们想尽办法要减轻他最后一刻的痛苦。
可是，他们为什么也那么细心地照看一个被俘的俄国军官呢？——因为我实际上已经成了他们的俘虏了——这一点我怎样也想不通。
不过，我当时又想起来了，我已经不再是我，不知为什么我如今已经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了。于是，我又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只得等着，等我恢复元气以后，就会弄清一切，并且可以采取某种办法。
在我恢复知觉以后的第三天头上，走廊里突然喧嚷起来，往病房里抬进了一个新的伤员，这个新来的伤员就被放到那个空着的床位上了。
我已经觉得有些见好，于是就很感兴趣地打量着我的这个新邻居。
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胸部缠着绷带，十之八九是个重伤员。
他起初给我的印象还很不坏。他有一副温和的面孔，两只看来很聪明的灰色眼睛，鬃角已经有了花白的头发，两片嘴唇有些发干，这个人看来有四十五岁光景，一般说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可是，不久之后我就把他恨到什么程度了啊！
这个病人来到这里以后过了几个钟头，就有两个德国军官走进了病房。他们穿着黑色的盖世太保制服，上面胡乱披着医院的白罩衫，其中的一个是少校，另外那个是中尉。
这两个军官用斜眼瞧了瞧我，就站到那个新来的病人床前。
“希特勒万岁！”那个少校向那个病人喊道。
“万岁。”病人用微弱的声音问答说，但，看来他是拼命想把话说得更有力些。
卫生员拿来了两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小桌，还有文具，于是这两个军官马上就开始讯问了。
“您叫什么名字？”那个带着少校军衔的军官马上问那个病人说。
“弗里特利赫·约甘·加什凯。”那个病人也很快地回答他说，话说得十分清兹，很象个兵士。
那个中尉记下了他的回答。
“在俄国您就叫这个名字？”少校问。
那个病人笑了。
“不，护照上写的是菲多尔·伊万诺维奇。”
“菲多尔·伊万诺维奇·加什凯？”少校又问了一遍。
“是。”加什凯肯定地回答说。
“您为领袖和德国尽到了自己的义务，我感到十分高兴。”少校说，“您说话吃力吗？”
“不，我有力量，”加什凯微弱地、但很清楚地回答说，“我甘愿……”
讯问继续了两个多钟头，少校问话，中尉不停地在写。
加什凯原来是一个变了节的投敌者。他是早年移居在伏尔加河沿岸沙里普特附近的德意志人的后裔，在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曾在萨拉托夫教过书；被征入伍之后，他在开战的最初几天里到了前线，就立即作了投敌的准备。他所在的那个团刚一同敌人接触，加什凯就利用短时的沉寂时刻向前跑去，扔掉了武器，就跑到德寇阵地去了。
苏军方面立即向这个变了节的人开了火，德国人却没有开枪，因为他们立即猜到这是怎么回事儿了。加什凯受了重伤，但他到底跑到了德寇的阵地才倒下。他并没有空着手跑到德国人那里去：在逃跑之前他钻进了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重要的文件。
野战医院判明了这个投敌者的重要性以后，就下令立即把他送往里加……
看来，加什凯十分清楚，空口说白话是无法得到德国人的好感的，只有弄到一些关于苏军的确切而重要的情报才能断定投敌者的真正价值。
事实也确是如此，加什凯并没有多讲废话，他看到了一切应该看到的东西，记住了一切应该记住的东西，现在他满怀着内心的喜悦，向坐在他面前的盖世太保把他的情报和消息都和盘托出了。而我，唯有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叛变行为。
可是，盖世太保并没有怎样注意我，有我在场不仅没有使他们感到不便，恰恰相反，他们倒似乎很高兴让我听到他们同这个投敌者谈话的内容，这件事也使我很难理解。
加什凯是一个聪明人，他带来的情报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是，通过这场谈话我却把他彻底认清了……
啊，我现在有多么讨厌他啊！
过了两个多钟头，两个盖世太保说罢祝他早日痊愈，就走了。
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晚饭，很不错：有肉，有白菜，有浆果，甚至每人还有一杯一种有些发酸的葡萄酒。
事情十分明显，我们在这里享受着特权。
加什凯吃得很香，我暂时也不打算死去，我很想早日恢复健康，并且设法回到祖国，只有那个爱司是顾不到吃饭了。
第二天，那两个盖世太保又来了。
看来，德国人一定是用某种办法查对了加什凯关于杀死参谋长的口供，而文件也确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少校答应为他请奖了。
加什凯把他知道的一切事情部泄露出来了。这个可恶的加什凯，他可真细心！他记住了什么样的炮兵营在什么地方．又记
住了什么样的部队经过了他的驻地，也记住了他走过的地方有什么部队，以及附近的飞机场在哪里……
本该立即把他当场处决，以便不让他把这些情报泄露给德国人，可是当时我的手边却连个木制的裁纸刀都没有……
盖世太保给加什凯拿来了一些报纸，于是他就很客气地拿给我看。这可真是一些可怕的报纸。那上面报道了希特勒匪徒在不停地向东推进，并且说很快就要占领莫斯科，其中也报道了杀死很多的苏联人。
我不相信他们报纸上的消息，可是加什凯却恰恰相反，他一味冷笑，仿佛这种消息使他感到异常高兴。
在第四天晚上那个爱司死了，这时我才明白了那位教授伸出四个手指的意思。
于是，病房里就剩我和加什凯两个人了。
加什凯几次企图同我攀谈，但我默不作声，装作身体虚弱、没有力气说话的样子，其实，实际上我已经感到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并且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叛徒弄死了。
盖世太保每天来看加什凯，每天都能从他嘴里弄到某些新的东西。
最后，他被弄光了，那个中尉要写的东西越来越少，加什凯已经把他能看到和记得的东西部讲出来了。但我却觉得盖世太保和加什凯相互间还都有所期待。
一天晚上，扬科夫斯卡亚女土又到病房来了。
我真不明白她在这个病院里究竞是个什么角色。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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