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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块血迹
我原来打算发表《格兰其庄园》之后，不再写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辉煌事迹了。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也不是因为读者对于这位卓越人物的优秀品格和独特方法失掉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研究学问和养蜂，所以很不喜欢继续发表他的经历，而且再三叮咛要我尊重他的意愿。我对他说，我已经向读者表明，《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即将结束我的故事，而且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做为全书的结尾，是最恰当不过了。所以，最后我得到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给公众讲一讲这个事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请公众谅解我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苦衷。
某一年秋天，年代不能讲明，请读者原谅，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驰名欧洲的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一位是著名的倍棱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高耸起，两目炯炯发光，相貌显得十分威严。另一位肤色黝黑，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可是看样子阅历很广。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忧虑而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是有要事相求。首相那青筋凸起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冷漠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安地时而捻捻胡须，时而又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有重要文件遗失，赶忙告诉了首相。遵从首相的意见，我们立即来找你。”
“您通知警察了吗？”
首相说起话来迅速而又果断——众所周知，他总是这样讲话的：“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公之于众，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都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就毫无必要，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正是为了公布文件的内容。”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几句话便可以说清楚。我们六天以前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带到白厅住宅街我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天上午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我们二人都敢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文件却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您睡觉前做了哪些事？”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以外，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我才对她说。”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
他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深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个人情感。”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蒙您过奖。今天早晨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
“昨天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有这样一封信，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特别在昨天的会上首相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啊，过了几个小时我自己便丢失了这封信！〃他用手揪住自己的头发，神情极为懊丧，就连他那英俊的面容也变得十分难看。我们猛然看出他是个为人热忱、感情容易冲动、而且非常敏感的人。随后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情，语气也温和起来了。
“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还有两名、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保证在英国再没有别人知道此事了。”
“可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人以外，国外不会有人看见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这件事不是按照通常的官方渠道办的。”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
“先生，我不得不问一下，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丢失这封信会造成这样重大的后果？”
这两位政治家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浓眉紧皱。他说：“信封又薄又长，颜色是淡蓝的。信封上面有红色火漆，漆上盖有蹲伏的狮子的印记。收信人的姓名写得大而醒目……”
福尔摩斯说：“您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值得重视，可是为了调查，我总要追本溯源。信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我不好告诉你，并且我以为这也不必要。如果你能施展你的能力找到我所说的信封和信，你会受到国家的奖赏，我们将会给你我们权限所允许的最大报酬。”
歇洛克·福尔摩斯面带微笑，站了起来。
他说：“你们二位是英国最忙的人，可是我这个小小的侦探也很忙，有很多人来访。我非常遗憾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帮助你们，继续谈下去是浪费时间的。”
首相立即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一种使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他说：“对我这样说话……〃可是，他忽然压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又重新坐了下来。有一两分钟，我们都静坐着，没有人讲话。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条件。你是对的，只有完全信任你，你才能采取行动。”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我同意您的意见。”
“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华生大夫的声誉，所以我将要把全部事情告诉你们。我也相信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因为这件事一旦暴露出来，便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您可以放心地信任我。”
“一位外国君主，对于我国殖民地发展很快感到愤慨而写了这封信。信是匆匆忙忙写成的，并且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意见。调查说明他的大臣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同时，这封信写得也很不合体统，其中有些词句，还带着挑衅性质，发表这封信将会激怒英国人。这会引起轩然大波，我敢说这封信如果发表，一星期之后将会引起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是的，正是他，这封信不知怎么丢失了，它可能引起几亿英镑的损耗和几十万人的牺牲。”
“您通知写这封信的人没有？”
“通知了，先生，刚才发了密码电报。”
“或许写信的人希望发表这封信。”
“不，我们有理由认为写信的人已经感到这样做太不慎重，并且过于急躁了。如果这封信公之于众，对他自己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英国的打击还沉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布这封信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呢？为什么有人要盗窃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牵涉到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了。如果你考虑一下目前欧洲的政局，就不难看出这封信的动机。整个欧洲大陆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大不列颠保持中立，维持着它们之间的平衡。如果英国被迫和某个联盟交战，必然会使另一联盟的各国占优势，不管它们参战与否。你明白了吗？”
“您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是这位君主的敌人想要得到并且发表这封信，以便使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关系破裂。”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也许目前持信的人，正乘火车急速前往目的地。”
崔洛尼·候普先生低下头去，并且大声呻吟了一下。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说：“亲爱的朋友，你很不幸，谁也不能责怪你。你没有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事情你全了解了，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便会发生战争吗？”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可是，很难说信一定找不回来了。”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可以想象，夜里十一点半以前，文件已经拿走了，因为候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时期直到发现信件丢失为止，这段时间全在屋内。那么信件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很可能是七点半过一点的时候，因为偷信的人知道信在文件箱内，一定想尽早拿到手。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信在哪儿呢？谁也没有理由扣压这封信。信很快便会传到需要这封信的人手中。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或是弄清信在哪儿？所以信是无法弄到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为了研究这件事，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是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佣人，并且经受过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是在二楼，并且没有门直接通到楼外，有外人从楼外去那儿不会不被人看见。所以一定是您家里的人拿走的。那么这个小偷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这些人我是熟悉的。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领头人，我首先要一个一个地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不见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知道文件到哪儿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特务是独立地进行工作，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首相点点头表示同意。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说得有道理。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你要采取的步骤是可行的。候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并且请你告诉我们关于你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庄严地离开了。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严重，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的。现在需要我们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手中没有交出去。对于这些人说来，无非是个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付，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出卖，我就要买，不管花多少钱。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付多少钱，再试试另一方。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向我手中的晨报瞟了一眼。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我看到我使他吃了一惊，不免心中十分高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