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真爷爷的飞船,一会你的真爷爷就坐着这个飞船去银河系里的另一个世界。”
“真爷爷去的地方好吗?”
“好,那是老人都喜欢去的地方,是养老院。”
“真爷爷还会回来吗?”
“真爷爷不会回来了,他去找你的真奶奶,他想你的真奶奶了。”
“那他不想牛牛吗?我还想骑真爷爷的脖颈怎么办呀?”
“那就没有办法了,真爷爷只能在你做梦的时候回来,梦里回来你就骑他的脖颈好不好?”
“好。我还叫真爷爷带我去买糖,买徐福记的酥糖。”
“真爷爷给你买糖,你给爷爷做什么呀?”
“我给他背诵《弟子规》。真爷爷就爱听我背诵弟子规,我一背诵弟子规真爷爷可高兴了。”
“你看着爷爷躺在这里不害怕吗?他都是死人了。”
“他没死,他睡着了,真爷爷睡着了。我一背诵弟子规真爷爷一定会醒过来。”
“牛牛,不会的,爷爷不会醒过来了,爷爷的飞船就要起飞了,你看这里的工作人员把爷爷推走了。爷爷已经进了飞行舱,一会就会点火起飞。”
“从哪飞走呀?我怎么看不到火箭呀?”
“爷爷的火箭是隐形的,只能看到烟,看不到火箭。就从那个高高的烟囱口发射。”
“等真爷爷发射飞行了我给爷爷背诵弟子规。”
说话间,烟囱口冒出一缕缕青烟,牛牛见了就大声地背诵起来:
……………………
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刻薄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
见未真,勿轻信,知未的,勿轻传。
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
牛牛喊着,叫着,背着,流下了童真的眼泪:“真爷爷——爷爷——爷爷——你快点回来——牛牛想爷爷!”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
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
……………………
后记
后记
我决定写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已是好多年酝酿的事了。甚至在创作前几部中短篇小说时,都会时不时地萌生创作这部长篇的计划。每完成一部作品时,都对此书有一种创作的欲望。也许是与我的经历有关;也许是与许许多多同我朝夕相处过的人有关,他们总是在催促、鼓舞着我:“老兄,我们这一代知青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对这社会说,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后人说,我们都已经是行将就木的人了,老兄,你有文笔就写出来吧。”因而,越接近晚年这种创作冲动就愈加强烈,以至于不把它写出来,似乎我就像没完成使命一样的有一种缺憾感。
回忆一下我四十多年驴年马月的经历,曾经不同程度地在各种环境里历练过,同样也和许多各类人物相处、共事、交往过。对于农村、工厂、基层社会的人和事,算是比较了解或者说是深有体会的。与这些人有过虚伪、渺茫的来往,有过皮笑肉不笑的笑脸,当然也有过真情实意的情感交融。小说里描述的有些事甚至就是我的切身感受。
动笔之前,我又多次和有关朋友促膝长谈过。甚至和书中的不少人物原型有过相当时间的接触,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一言一行,闭目如在眼前。他们曾经不自觉地把我带回到了那些提心吊胆、诚惶诚恐的往事中去。书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有真实的一面。比如,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郝正贤等人物的遭遇都是生活原型,我笔尖里流淌出来的全是生活原貌,几乎没有一点虚构成分。这些人栩栩如生地活跃在眼前,我就像个录像师和书记员记录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也许会有人问我,书中为何没有一位完美无缺的人物呢?我只能说,金无足赤。因为生活中是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身上,有阳的一面就有阴的一面,成绩和缺憾是并存的。书中的主人公孙乃正以及他的铁哥们朱晓杰和沙喜福,都是一个在不断成熟过程发展起来的带有当代社会特性的人物。他们随社会变革而变革,革命、下乡、回城、下海,随着社会的万花筒转动变化着。他们自豪、得意过,也迷惑、矛盾、犹豫过,他们毕竟不是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均在人之常情之中。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的产物。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为,经历了种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在他们身上不可能吃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必定在实践中不断成长,不断地成熟了起来。
我的这本书没有什么精彩的悬念,没有什么特殊的写作技巧,只是按照主人公的踪迹如实写来,尽可能地尊重人物的本来面目,尊重这个完整的肌体。或者说,我是小心翼翼地、全神贯注地、一丝不苟地写来,让它呈现它本来的面目于读者面前。
我确实弄不清我该运用什么技巧,也弄不清这本书按时下很流行的说法,该归属于什么流派。
时至今日,过来的人们对这一代下乡知青的命运总是怀着一种诡秘的、虔诚的、胆怯的心理看待它;而八零后的小愤青又好像把他们的父母经历看成传奇故事或者是当代神话。然而,这片充满呐喊的神奇土地同样是文学不该不去涉及的领域。那里有烂漫的山花;有瑰丽多姿的人性;那里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更有好多好多的真、善、美的情感值得后人效仿继承。
我无意在作品中阐述什么主题,只是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把曾经值得记忆的人物性格表现出来,至于别人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同样无意在作品中刻意雕琢、精心编织〃悬念机巧〃之类,只是因为这些人物一旦活跃起来,我就身不由已,只能按照他们运行的轨迹前进,我无权涂改、编造事实。
一本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完了,本不该再写什么后记之类的东西,可我写完了这部《驴年马月》之后,总感到在这里向读者交代交代心情,沟通一下情感好受些。
作家必须写他熟悉的生活,写他熟悉的人。我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停课闹革命,参加过武斗和斗批改,上过山下过乡,农业、林业、水利、石油、化工行当都干过。文革十年我当过政工科长、党委常委;改革开放以来我当过工会、企管、职工教育部门的干部。与工农基层领导和民众打了一辈子交道。可以说我太了解他们了。我写他(她)们这些熟悉的人。就是想在现实题材小说里种一棵小草,因为我觉得目前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太少了。这就是我要写《驴年马月》的另一层动力。
作者二〇〇八年十月于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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