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伦敦和布莱顿之间的主干路上，于是村子安静的街道成了飞驰的汽车和自行车的竞赛跑道。人们在村外竖了一块牌子，请他们慢一点，但这看来只是鼓励他们加速而已，因为这条路很开阔，而且是笔直的，他们确实没有理由不加速。马克斯利的女士们为了防尘，一见有汽车开过来，就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巴。不过，因为街道铺了柏油，他们实在不需要采取这样的防尘措施。但是，星期天深夜，这群飞车族过去之后，我们又能过上五天快乐而闲适的隐居生活了。铁路罢工使全国都如此大受震动，但我们却丝毫不受影响，因为马克斯利的大部分居民都从不离开这儿。
我幸运地在这个村子里拥有一幢小小的、乔治王时代的房子，更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非常有趣、非常令人精神振奋的邻居，他叫弗朗西斯·伍尔康伯，是最坚定的马克斯利居民，他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街道边，正对着我的。将近两年，他从来不在外住宿。虽然他还在中年，但却辞去了他在剑桥大学的生理学教授职位，全身心投入到对于超自然的奇怪现象的研究之中，这些现象似乎不仅与人类的身体特征还与精神特征有关。的确，他的退隐与他对于科学版图边缘那些未知的、奇怪之处的强烈兴趣不无关系。一些更信奉唯物主义的人则坚定地否认它们的存在。伍尔康伯认为所有医科学生都应当通过某种催眠术方面的考试，剑桥的学士学位考试应当测验学生在某些科目方面的知识，比如死亡时的外貌、闹鬼的宅子、吸血鬼、自动书写和鬼魂附体现象之类。
“他们当然不听我的，”他叙说着这件事，“因为没有什么比在诸如此类的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和获得的知识更可怕了。人类身体的功能，广义地说，是已知的。无论如何，它们是已经被研究过而且得出了结论的领域。但是，在它们以外，还有一个更广大的未被发现的领域，它确实存在。真正的知识先驱是那些不惜被人嘲笑为轻信与迷信的人，他们想进入那些不明确的而且可能有危险的地方，由此开拓人类的知识领域。我认为自己没有罗盘和背囊进入未知领域，比像个金丝雀似的待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说着那些已知的知识对人类更有用一些。另外，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只是个学者的人来说，教书这个职业非常非常糟糕；要教书你只消做一头自命不凡的笨驴就行。”
因此，对一个像我自己这样的人而言，弗朗西斯·伍尔康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邻居，因为我对于他所谓的“不明确而且危险的地方”有一种激动而强烈的好奇心。去年春天，我们这个小团体又增加了一个最受欢迎的人，那就是阿姆沃斯太太，她是个寡妇，丈夫在印度当过文职官员，曾做过西北部省区的法官，他在白沙瓦去世后，她回了英格兰，在伦敦待了一年，她发现自己受不了城里的雾气和污秽，渴求乡村更充足的空气与阳光。她在马克斯利定居下来，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原因，因为她的祖先一百年前还一直是这个地方的居民，在现在已经废弃的古老的教堂墓地里，有很多墓碑上刻着她娘家的姓氏：查斯顿。她身材高大，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而又亲切和蔼，她的这种性格很快就使马克斯利活跃起来，社交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我们这儿大多数人是单身汉或是老姑娘，要不就是年纪大的，都不太倾向于花费金钱并付出努力来显示我们的殷勤好客。迄今为止，举办一个小小的乐融融的茶会，茶会之后玩桥牌，然后穿着橡胶套鞋（如果地是湿的）回家再去吃一顿孤独的正餐，这大概就是我们节日欢宴的顶峰了。但是阿姆沃斯太太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更热闹的做法，她率先举办午餐会和小型晚宴，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我们就起而效仿。其他晚上，当没有这样的招待活动需要出门时，我若是给阿姆沃斯太太的宅子打电话——她的宅子离我的不到一百码，问她我是否可以在晚餐后过去玩扑克牌，以消磨就寝之前的时间，得到的回答大约总是主人的欢迎，一个像我这样的独身男人发现这很令人愉快。她总在家里，以一种伙伴式的热切态度希望有别人的陪伴，总有一杯香浓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一杯咖啡，一支雪茄招待客人，当然还有扑克牌戏。她也弹钢琴，她的弹法自由自在，活力充沛，她的嗓音很迷人，会自弹自唱。当白天变长，开灯的时间延迟时，我们在她的花园里玩牌戏，几个月之间，她就把这个花园从蜒蚰和蜗牛的活动场变成了一个花朵茂盛绽放的地方。她总是欢乐快活，对什么都感兴趣，她对音乐感兴趣，对园艺感兴趣，更是玩各种游戏的全能高手。每个人（只有一个例外）都喜欢她，每个人都觉得她带来了阳光。那一个例外是弗朗西斯·伍尔康伯。他，虽然他坦言不喜欢她，但又承认对她极感兴趣。这对我来说总是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像她那样愉快而欢乐，我看不出她有什么能引来猜测或是激起旁人的猜疑。她的形象是如此健康而坦率，并无神秘莫测之感。但是伍尔康伯对她的兴趣确实是毫无疑问的，人们能看见他观察她、审视她。就年龄而言，她坦率地主动提供了信息，说是四十五岁。但是她行动敏捷，积极活跃，皮肤也没有受到皱纹的侵害，头发乌黑，这都使人难以相信她不是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策略，加了十岁年纪而不是减了十岁。
当我们这种并不浪漫的友谊臻于稳固，阿姆沃斯太太常常会给我打电话，说她打算过来。如果我正忙于写作，我得给她（为此我们自然讨价还价过）一个坦率的否定回答，回答的时候我能听见她欢乐的笑声，并且祝我晚上工作顺利。有时，在她打算来到之前，伍尔康伯已经从对面他的宅子里走进来吸支烟、聊聊天，他听见她打算来我这儿，总是催我让她来。她和我玩扑克牌，他自己呢，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他看着，并且学着点儿。但是我怀疑他并没有把很多心思放在牌戏上，因为再清楚不过的是，在他的前额和浓浓的眉毛下，他的双眼注意的不是牌，而是那个玩牌的人。但是他似乎喜欢让一个小时这么过去，而且常常用一种面对某种深奥问题的态度观察着她，她则兴致勃勃地玩着牌，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审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月一个特别的晚上。
那天晚上，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是第一次在我的眼前揭开恐怖秘密的面纱。我当时并不知道，虽然我从那以后注意到了，如果她打电话说打算来，她总是不仅问我是不是有空，还要问伍尔康伯先生是否和我在一起。如果是的话，她就说，她不破坏两个老单身汉的闲聊了，并且笑着祝我晚安。伍尔康伯这次在阿姆沃斯太太露面之前已经和我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左右，一直和我谈着中世纪有关吸血鬼的信仰，他宣称这个问题在医学界把它作为一个打破了的迷信而扔进垃圾堆之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正是那些边缘问题之一。他坐在那儿，表情阴郁而热切，追溯着那种神秘灾难的历史，把它讲得透彻易懂，他在剑桥的时候，曾就此发表过一个令人敬佩的演讲。所有那些灾难都有同样的普遍特征：一个那样的吸血幽灵附上一个活人的身体，将超自然的力量即蝙蝠似的飞翔能力给予这个活人，晚上它享受着血的盛宴。当它的宿主死了之后，它继续附在尸体上，尸体因此不腐烂。白天它休息，晚上它离开坟墓，开始进行它那可怕的勾当。中世纪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逃过了它们的危害，更早一些年头，类似的事在罗马、希腊和犹太历史中发现过。
“把所有这些例证放在一起，那可是极为可观的一大串，但它们都被认为是胡说八道，”他说，“在很多不同的年代，有几百个完全独立的证人证明这种现象出现过，我还不知道一种能说明所有事实的解释。如果你说‘噢，那么，如果这些是事实，我们现在还会遇到吗？’我可以给你两个答案。一种情况是：那些已知是中世纪的疾病，比如说黑死病，那时确实存在，而自那之后就绝迹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这种疾病从未存在过。在黑死病侵袭英格兰，夺去了诺福克大量人口的时候，就在这个地区，大约二百年前，确实爆发过吸血事件，马克斯利正是它的中心。我的第二个回答是更为肯定的，因为我告诉你吸血事件现在绝没有消失。一两年前它确实在印度爆发了。”
这时，我听见我的门环以一种愉快的、急切的方式响着，正是阿姆沃斯太太习惯宣告她到来的方式。我走过去开门。
“快进来，”我说，“免得我的血被吓得凝固了。伍尔康伯先生正在试图吓唬我。”
她那生机勃勃的、丰腴的身躯似乎立刻使屋子变满了。
“啊，可是多么有趣！”她说，“我喜欢使我的血被吓得凝固。继续说你的鬼故事，伍尔康伯先生。我喜欢鬼故事。”
我看见，正如他习惯的那样，他在专心观察着她。
“准确地说它不是鬼故事，”他说，“我只是告诉我们的主人吸血事件还没有绝迹。我在说仅仅几年之前印度有过一次爆发。”
这时谈话明显出现了一个停顿，我看见伍尔康伯正观察着她，她也注视着他，眼睛一动不动，双唇张开。然后，她那快乐的笑声驱散了这颇为紧张的沉默。
“噢，真可惜！”她说，“你一点儿都不能使我的血凝固。你从哪儿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伍尔康伯先生？我在印度住了很多年，从来没听见过一件这样的传闻。一定是集市里的一些讲故事的人瞎编的，他们干这种事很有名。”
我看见伍尔康伯正要进一步说一些事，但他止住了自己。
“啊！很可能是这样。”他说。
但是那天晚上某种东西扰乱了我们通常平静的社交活动，某种东西扫了阿姆沃斯太太素常的好兴致。她对扑克牌失去了热情，玩了几圈就走了。伍尔康伯也沉默着，事实上，他直到她离开才又开口说话。
“很不幸，”他说，“因为这次爆发，让我们姑且称它为一种很神秘的疾病吧，正是在白沙瓦，她和她丈夫所在的地方，而且……”
“什么？”我问。
“他就是一个受害者。”他说，“自然，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差不多忘了。”
这个夏天热得出奇，而且没有雨水。马克斯利受着干旱之苦，而且受着一种巨大的、黑色的夜飞昆虫的烦扰。它咬伤的地方十分恼人而且有毒。它们晚上飞进来，落在人的皮肤上，悄无声息，人们什么也察觉不到，直到尖锐的刺痛宣告人被它咬了。它们不咬手脸，而总是选择脖子和喉头作为它们的就食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种病毒扩散的时候，都认为那是暂时的甲状腺肿。然后，大约八月中旬，出现了第一起神秘的病案，我们本地的医生认为那是由于持续发热加上这种有毒昆虫叮咬所致。病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阿姆沃斯太太园丁的儿子，症状是贫血苍白，没精打采，虚弱无力，还伴有极度嗜睡，胃口反常。他的喉头也有两个小孔，罗斯大夫猜测一只那种巨大的昆虫咬了他。但是奇怪的是被咬的伤口周围既不肿也没有发炎。发热这时已经减退，但是凉爽的天气没能使他恢复，男孩虽然狼吞虎咽下去了那么多食物，可是却渐渐瘦成了皮包骨头。
大概就在这个时期，有一天下午我在街上遇见罗斯大夫，我问他的病人情况如何，他说恐怕那个男孩要死了。他坦白承认，这个病例让他迷惑不解，束手无策。他能想得到的病因只是某种无名的致命的贫血症。但是他想知道伍尔康伯先生是否会同意看看那个男孩，期望他能对这个病例有一些新见解。因为伍尔康伯先生那天晚上要与我一起用餐，我提议罗斯大夫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不能来吃饭，但是他说晚一点他会顺道来拜访。他来的时候，伍尔康伯先生立即同意运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帮助他处置病人，他们马上一起走了。我这个晚上的社交聚会也就泡了汤。我打电话给阿姆沃斯太太，想知道我是否可以打扰她一个小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且极表欢迎。玩着扑克牌，又有音乐，一个小时因此延长成了两个小时。她说到那个男孩，他正绝望地躺着，他的病很神秘，她告诉我她常去看他，给他带去营养丰富的美味食品。但是今天——她说着，那双善良的眼睛湿润了，恐怕那是她最后一次看他了。我知道她和伍尔康伯互有恶感，于是没有告诉她医生请他去会诊了。我回家的时候，她陪我走到门口，因为她想呼吸晚上的空气，还想向我借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她想读的园艺方面的文章。
“啊，晚上的空气多清新！”她说着，尽情地吸着清凉的空气。“晚上的空气和园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