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伸手去摇车窗的摇柄，让新鲜的空气进来，但手臂似乎没了力气。我只能双手紧握着坐在那里，指甲抠进手背上的肉里。真是好笑，手臂肌肉没力，而手指却无法松弛，抓得紧紧的。
“就像有个故事。”他继续说，“讲的是有个小孩用750元买了一辆卡迪拉克，你应该听过那故事，是吧？”
“是的，那是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我动了动麻木的双唇，实际上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但要完全装作听过的样子，因为我不想听他讲任何故事。我们前面的路像黑白电影里的画面一样，飞快地闪过去，闪过去。
“对了，很他妈的流行。有个小孩想买辆二手车，他看见一辆几乎全新的二手车停在一个家伙的草坪上。”
“我说我听……”
“车窗里有个牌子写着‘出售’。”
有根卷烟夹在他的耳朵上，他取了下来。拿到烟的时候，t恤前领被扯了上去，我看见了另外一条起皱的黑线，上面的针线眼更多，而后他伏下去取点火器，t恤前领又回到原位。
“那小孩知道根本买不起近在咫尺的卡迪拉克，可他感到好奇，于是走过去问那车主：‘像这样的车要多少钱？’那车主正在洗车，他关上水龙头，对那小孩说：‘小鬼，今天你走运，给750块就可以开走。”，
点火器从仪表盘里弹出来，他拿起来，把火凑到烟头上。他吸了口烟，我看见一些小烟须从脖子断口的针眼处渗出来。
他接着说：“那小孩透过驾驶座的玻璃窗看见里程表上的行驶距离只有17000公里，小孩说：‘啊，真的？这交易看起来好极了。’‘不开玩笑，小鬼，钱拿来它就是你的了。你看起来很老实，我他妈的甚至可以收支票。’那小孩说：‘……’”
我看着窗外，想起多年前曾听过这故事，可能是在读初中时。我听到的版本除了车子是雷鸟而非卡迪拉克，其他完全相同。我记得那小孩说虽然我只有17岁，可我不是白痴，没有人愿把这车以750块的价格卖出去，而且只开了这么短的路程。那车主告诉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车里有股怪味无法除去，他试了很多次，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这怪味消除掉。车主曾出差很长时间，至少……
“两周，”斯托伯还在说。他面带微笑，那样子就像在说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他回来时，发现车停在车库里，他妻子死在车里，是在他出差期间死的。不知道她是自杀还是心脏病突发或是其他原因。她全身浮肿而且车里充满了那种气味，所以他只好把车贱卖了。”他笑着问我：“很有意思是吗？”
“出差期间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回去？”我不由自主地问，可脑子却一片空白。“他出差两个星期，从没有打电话回去看看他妻子在干什么吗？”
“咳，”他说，“你如果这么说就错了，我要说的是这项交易，谁不动心？这才是关键。因为开车时你一般总是开着车窗，就闻不到了，对不？故事就是这样的嘛。我认为是因为车里有怪味，才使故事可信。”
我们都沉默了。我想他正在等我说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我是想结束这个话题，可是然后呢？然后他会怎样？
他用拇指肚搓着别在t恤上的徽章，上面印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指缝里黑黑的。他说：“我今天去了惊悚园。我替一个家伙干了些活，他给我一张可以玩一整天的票。我女朋友打算和我去，但她却打电话来告诉我不舒服，她这几天来了月经，有时候确实让她比生病还难受。真糟糕，可我也想如果月经没有来，啊，一点也没有，那我就麻烦了，我们都麻烦了。”他唧唧歪歪地说了一大堆话，一点都不幽默。“所以我只好自己去了，没理由浪费这个机会。你去过惊悚园吗？”
“去过。”我回答。“那时我12岁。”
“谁和你一起去的？”他问，“你不会自己去，对吧？因为你只有12岁。”
我不能告诉他真相。他正在玩我，左右摆弄我。我想打开车门，双臂抱头，滚出车外，如果这样他只会伸手推我下去。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举手抱头以免他发现我的意图。我只能紧握双手。
“不，”我说，“我和我爸爸，是爸爸带我去。”
“你坐过山车了吗？我坐了四次那鸟东西。它直直地蹿上去，又直直地冲下来。”他看着我，又发出了一阵空洞的笑声。月光在他的眼中荡漾，使整个眼睛发白，像雕像的眼睛。我知道他不仅是死人，而且还很疯狂。“你坐了吗，阿兰？”
我想告诉他叫错了名字，我的名字是赫科特，但有什么用？我们到了快摊牌的时候了。
“坐了。”我低声说。只有月光洒落，路边的树扭动着枝丫飞快地向后冲去，像祭神仪式上疯狂的舞者，路在车下飞逝。时速表显示他正以每小时130公里的速度在行驶。死人开车很快。我们两人就是在坐过山车。“是的，我坐了那过山车。”我回答。
“嗯。”他应了一下。他又吸了口烟，我再次看到一缕缕小烟须从他脖子上针线缝着的断缝中逸出来。“你从未坐过，尤其是和你爸爸。你排队等着，对，是和你妈妈。队排得很长，等坐过山车的队都是这么长，而你妈妈不愿在那么热的太阳下陪你站着。她那时就很胖了，所以热气让她感到很难受。但你整天缠着她，缠着她，缠着她要去坐。但可笑的是，当你终于排到队伍的前头时，你却胆怯了，是吗？兄弟。”
我无言以对，舌头黏在了上腭上。
他的手偷偷地伸了出来，皮肤在野马车仪表盘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发黄，指甲缝中黑糊糊的，抓住我握在一起的手，一股力量从他手中传出，我的双手分开了，像个死结在魔术棒的轻触下神奇般自动地打开了。他的皮肤有点冰凉，像蛇一样。
“是吗？”
“是的。”我轻声说，再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大起来了。“当快轮到我们时，我看到它是那么高，那么快，冲到顶上倒了过来，坐在里面的人大声尖叫着，我害怕了。她狠狠地扇我，在回家的路上她气呼呼地不愿理我，所以我还没有坐过。”是的，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坐过。
“兄弟，你应该去坐坐，那东西坐起来非常刺激，至少那儿没有比这更刺激的了。从惊悚园回来，我在州公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些啤酒，准备到我女朋友家去一下，给她一个徽章，逗她乐一乐。”他轻轻地拍了拍胸前那徽章，摇下车窗，把烟头弹到外面秋风瑟瑟的夜晚中。“你应该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当然知道，不正如曾听过的每个鬼故事一样吗？他出了车祸，当警察赶到时发现他仍坐在车的残骸里，身体在驾驶座而脑袋在后座，帽子反戴在头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车顶。从那以后在月圆风高之夜，呜……呜……他就出现在历奇路上。现在我明白了过去不明白的事：最糟糕的故事就是那些你一生都在听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噩梦。
“没有什么比得上葬礼。”他笑着说，“这不是你说的吗？阿兰，你偷偷到过那儿，一定到过，到那儿的时候被绊了一下摔倒了。”
“让我出去，”我低声说，“求你了。”
“哼，”他转向我，“我们只好讲正事了。阿兰，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鬼！”
他不耐烦地哼了一下，借着仪表盘的亮光，我看到他的嘴角向下撇着。“得了吧，你装鬼会更像。凯斯朋（凯斯朋（casper），美国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卡通片的主角，九十年代初又流行起来。他是个白色的娃娃模样的、轻飘飘的、可变成各种样子的可爱的精灵。这个卡通片曾在国内的电视台播放过。）才是鬼。我会停在空中吗？我是透明的吗？”他抬起一只手在我面前挥动着，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手臂肌腱干涩得吱吱咯咯作响。
我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不过说不出也不要紧，反正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个信使，”斯托伯说，“像他妈的从坟墓下面来的联邦快递员，好玩吧？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出来，无论时机是否适合，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无论是谁在做事，上帝或人，都喜欢逗乐子。他总想看看你是不是珍惜所拥有的，或者在你无法预知的情况下作出选择。事情就像今晚这样，你自己说出了一切，母亲病了，搭车去……”
“如果我愿意坐那老头的车，就没事了，对吧？”我说。现在我可以明显地闻到他的气味，除了松香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还有隐隐的腐肉的臭味。我怎么不曾嗅出来呢？还是我把它误认为其他气味了呢？
“很难说，也许你说的那老头也是死人。”他回答。
我想起了那老头刺耳的嗓音、猛扯疝气带的动作。不，不会是死人。但我因无法忍受他车里的尿臊味而使自己遇到了更糟糕的事。
“总之，我们没有时间谈那么多了，再开8公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子了，再开11公里我们就到路易斯顿的地界了，现在你得作出选择。”
“选择什么？”我就想知道这个。
“谁坐上过山车，谁待在地上，你还是你母亲？”他转过来，用他那反着月光的眼看着我，笑意更浓了，我看见他大部分牙齿在车祸中被撞掉了。他轻拍着方向盘说：“我带你们中的一个走，既然你在这，就由你选吧。选谁？”“开玩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说这些已没什么用了。因为他这次是认真的，绝对认真。
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而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侮辱性的令人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像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50元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挤出笑容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狗屎。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而过。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唯一报复。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经常加班，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就像那些从穷光蛋到巨富的故事，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要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能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着坐过山车，快轮到时我却退缩了，她大发雷霆，面带凶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呵斥我后又狠狠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甚至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她打我和疼我一样多，我对她的爱依旧，这很难理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这没关系。我想没有什么能够总结生活的规律，诠释家庭的关系。我们，她和我，是个家庭，是最小的双人家庭，微小而紧凑，有一份共享的秘密，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现在，我正被要求作出选择，要求为她去死，顶替她的位子。但即使她能再活48岁或更长，而我的生活却几乎没开始。
“是谁，阿兰。”乔治·斯托伯问，“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那样的事。”我声音沙哑。
月亮在路的上方和我们一起飞驰，月光皎洁明亮。“这样问我不公平。”我补充道。
“我知道，请相信我，事情就这么定的，”随后他压低声音，“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到第一个有灯光的房子时，你还没有决定下来，那我就只好带你们两个走。”他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似乎想起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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