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是血迹，屋主伍某等6人横七竖八倒毙在沙发、地板上，死状恐怖。王某惊叫一声，慌忙打电话报警。不久，警车呼啸而至，大批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赶到案发现场，将现场周围的道路封锁。同时，警方还在番禺各主要交通要道设卡，检查过往车辆。广州市公安局接到情况报告后，紧急从刑警支队调派刑警、技术员到现场协助侦察。 经法医检验，此次共有7人遇害。7具尸体身上共有近20个弹孔。技术员在现场捡获5个小口径子弹壳，估计为同1支手枪发射。在一楼客厅的麻将台上，摆放着手机和一叠叠现金。公安机关确认，凶手使用小口径手枪作案。民警在向现场周围的住户了解情况时，住户称下午下大雨，没有听见枪声。 经查，死者为：屋主伍某，伍母亲、姐姐，其女友李某及其母亲，伍某的司机之妻张某，在二楼洗手间内的尸体为伍某生前好友龚某。伍某的司机王某反映，6日晚，伍某等人在别墅打麻将，案发当天上午，他们到广州饮茶，然后返回祈福新村。下午1时许，王某驾车离开别墅到市里洗头，之后接了儿子回别墅，结果在4时许发现这宗惨案。 7个人被人当场杀死，这可是广州地区建国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凶杀案！此案不仅令当地的警方忙碌异常，也令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极为关注！对于这样一宗影响巨大的惨案，作为地方新闻媒体，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因此，此案立即成为当地及港澳所有新闻媒体极为关注的焦点。 凶手究竟是如何进入村内作案的？为何将别墅内的7人全部杀死？作案动机是什么？这些谜团当时一直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 由于警方及当地政府部门对此案严密封锁，记者们多日全力以赴的连续追踪仍收效不大。但各家媒体记者对此事件的热情一路高涨。 第二天，我的稿子并没有发出，因为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在案子未破之前，不允许地方媒体报道。但对于此宗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特大新闻，自然还是有媒体敢〃顶风作案〃。第三天，先是《新快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当日的头版第一个向羊城广大读者公开了这一重磅新闻。接着，下午的《羊城晚报》也发出了同样的报道；第三天，《广州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主题《祈福别墅7人被枪杀》，副题为《此为广州迄今死亡人数最多的凶杀案 警方全力侦察》全面披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案件。 眼见广州地区的几家媒体均对此案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一向以抢独家新闻著称的《南方都市报》自然也坐不住了，报社编委会一连几次为此事商量对策。最后，为了弥补这一重大遗憾，报社领导决定派摄影记者魏东和女记者王均带着司机轩慧，前往案发现场采访，企图能抓到有关猛料，但无功而返。 案发的第四天，我设法打听到，这一天，警方正在此对有关受害者的遗体进行尸检。我赶紧把有关情况告诉了任天阳，任马上在电话里头再三叮嘱我说：〃一定要想法摸清有关情况，最好能偷拍到有关照片……〃我不是摄影记者，也没有掌握深奥的摄影技术，平时出来采访一般是随身携带一个轻便的小相机。这种无法调焦的〃傻瓜〃小照相机不便于远距离拍摄，也无法拍到什么。最后我只好双手空空返回报社。我们汇报了采访过程，任天阳显得一筹莫展：〃太遗憾了，这样的文字如果配上一幅照片就更好了，更能给予观众震撼力……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
血腥谋杀和不见血谋杀 三年后有人要取我人头（2）
过了不久，任天阳来到我办公室，当时我的办公室被调到了1613房，而此时已从采访部主任升至报社副主编的任天阳，当着与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曾华锋和张蜀梅的面，说道：〃这次关于祈福新村的案子，其他报纸都及时作了报道，惟独我们不见动静，这早就令我们很被动了。现在一定要想法抓到独家的东西，这样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接着他又当着这两位同事的面叮嘱我说：〃……我和香港那边几家报社的朋友说好了，咱们就从他们那里拿一张照片对付对付，保证误不了发稿，你快把稿子写出来……〃 在任天阳帮助下，我从一位仍在广州值勤的香港某报同仁手中，拿到了几张有关当天警方验尸的照片，后经任天阳挑选，最后选择了其中一张。 由于无〃米〃下锅，后来，一位副主编及刚担任采访部主任的杨斌前来找我商量有关写稿之事。在报社各层领导的频频催促下，后来由我执笔写了一篇300余字的消息。 6月12日，《南方都市报》在第三版刊发了此篇由我和同事魏东、王均共同撰写、署名本刊记者、已不算〃新〃闻的新闻，同时配上了任天阳从香港记者处一手淘来的一张照片。图上是两名着警服的干警和3名身着便服的侦察人员正在验尸的情形。 谁知，此张〃祈福新村命案〃现场的照片，引起了广州市某部门的不满，该单位的有关人员，不停地给报社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领导只好对此进行〃调查〃。随后，副主编任天阳和报社的另一位领导多次特意把我找去询问有关此案的采访过程，还多次问及关于祈福新村凶杀案中那张照片是如何拍到的，当时还有谁能证明，云云。 据悉，由于此案在没有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下，广州几家媒体均予以公开，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强烈不满，当即要求各报社对有关记者和责任人进行处分。几家刊发此案消息的报社认为，他们只是真实客观地报道了有关情况，忠实履行责任深入现场采访报道的记者们并无任何违法乱纪或是渎职行为，自然也不应予以处分，所以其他报社均以各种理由，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记者。但是，至今我不明白，尽管此稿是在报社多位领导的再三指示下采访的，尽管此次采访还有另几位同事参加，并共同写稿，但由于我是主要作者，特别是，那张〃独家〃照片〃出自〃我手，我就这样成为了最大的受〃审〃者，像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为何我成为惟一的例外？！ 6月30日，《南方都市报》编委会经过一天的开会研究，最终把此事的所有责任全部推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报社有关领导经过一天的紧急磋商，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决定，竟然称我在〃……祈福新村命案报道中，采访不深入，报道不实，导致严重不良后果……〃我至今不明白，这篇报道〃不实〃之处在哪里？这严重不良后果到底是指什么？ 而更令我心寒的是，报社有关领导对此事的冷漠和推脱。 仰望天空，我不由悲哀长叹：在我几年的政法记者生涯中，我没有倒在敌人的黑枪口下，没有倒在黑帮的屠刀和棍棒下，最后竟然被自己人用冠冕堂皇的手段，将我无情地〃谋杀〃了……我们这些记者不怕什么黑社会，不怕黑暗中的刀枪，怕就怕白道的打击报复，特别是黑白道的联手报复…… 更令我心寒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也就是因为此张广州某部门认为〃严重失实〃的照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后，据说又被国内某地的另一家报纸原封不动地借用了，有关部门竟然对我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名，调查了我长达三年之久！ 不仅仅如此，三年多以后，当浪迹京城的我重返羊城与一因被我在国内多家媒体揭露其恶行的新闻败类对薄公堂时，我居然又因此事被广州某部门以〃涉嫌出卖国家情报〃为名而非法拘传继而非法拘禁了我长达11天。在对我的所有〃犯罪〃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后，他们在教训了我一顿之后，要求我严格按照对方的要求，写了一个诸如〃不得向新闻媒体，尤其是港澳媒体透露此事……〃的书面材料，最后才不得不让我重获自由。 1999年7月1日，我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在《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供我成长和战斗了3年的地方，在这个我曾多次为之以生命换取新闻的地方，在这个我多次为之经历九死一生的地方，在这个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诸多创伤和永远的痛的地方，我的感慨太多太多。 1999年秋，我离开广州，来到北京，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半年后，我被一家中央级报纸邀出山，担任采访部主任和首席记者。 因为几篇有力度的报道，渐渐我在北京新闻界小有名气。 三年时间，我先后在《科学时报·今周刊》、《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供过职。但我还是热衷于流浪，有一次，我和古清生商量好了准备一起徒步走黄河，但因种种原因计划搁浅了。有朋友笑我心比天高，流浪成性，但鲜有人知我的苦衷。千辛万苦搜集来所有居心险恶、措辞恶毒的匿名投诉信、黑假材料，我知道那只报复的黑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新闻记者是一行无法隐身的职业，我更从不试图掩藏我的名讳。流浪京都的路上，时时有被疯狗一路狂追乱咬的愤怒与无奈，但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
血腥谋杀和不见血谋杀 三年后有人要取我人头（3）
2002年3月4日的一天夜晚，华灯初上。正在北京的街头匆匆行走的我突然接到远在南方的昔日同事、此时正在出租屋里复习考研的曾华锋的电话，他在那头颇为感慨地对我说，〃石野，我们虽然都离开了《南方都市报》，但报社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人，同事们没有忘记我们……〃此时正在复习考研的他，也像我一样，经常在晚饭后外出散步，这一天，他在广州天河街头散步时，像往常一样买了一份当天的《南方都市报》，时值《南方都市报》改为日报后的五周年纪念日，在由老同事谭智良以〃西凉〃的笔名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想起来了，下面的人不得不敬：石野、曾华锋、罗斯文。想当年，你们也曾风里来雨里去，写下不少有影响的报道。《南方都市报》是个大舞台，只要尽情表演，就会获得掌声。你们谢幕离去后，是否有过留恋的时分？……〃当曾华锋在电话里将这段话念给千里之外的我听时，我一时竟无语凝噎，忍不住热泪双流……三年来，这可是我离开报社后第一次流泪！那是百感交集的泪水！ 是呀，谁说我们不爱自己的报社呢？谁又说报社不爱我们呢？虽然那里有难言的缺憾，但也有我们奋斗的艰难和战斗的快乐，有我们尊敬的师长，更有我们并肩作战的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事们。虽然时过境迁，虽然供我们成长又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伤痛的地方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她却早在我们青春的道路上长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不能忘记，我不会忘记。 做了九年记者，虽然至今我仍没有钱买房子，更没有钱买车，至今我还是像九年前一样住廉价的出租房，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我至今仍无力将我的白发双亲从那遥远而又贫穷的乡村接到城里与我一起生活。相反，因为为河南光山弱女子陈良琴母子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我不但遭受到别人四年的诬陷和诽谤，引出一场国内首宗记者自诉案官司，同时，也因这场官司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债务。 不仅如此，来自南方的危险如影而随。 2002夏末初秋的一天，我正在《法制日报》大楼的办公室里整理材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明显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很客气地说：〃石野在吗，快找他听电话。〃 我心平气和地说：〃你好，我就是石野，请问你是哪里？〃 对方确定了是我，沉寂半晌，突然爆发一阵得意忘形的欢快笑声：〃噢，《南方都市报》的石野大记者，不记得哥们了吗？我们可没有忘记你呵，对你过去的关照我们真是时时铭记在心，你一走这么久，叫我们这帮兄弟找得好苦！〃 因为实在记不起这个诡谲多变的声音，我颇觉纳闷正要抱歉，对方突然恶狠狠地叫骂道：〃我是广州的，不记得了么？别以为你躲到北京，我们就找不到你，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砍下你的人头！〃 话音刚落，那头电话就〃啪〃一下被挂断。 窗外，残阳如血。这正是个血色黄昏。我的胸口连连起伏，如跌宕的海洋与山脉。不知怎的我心头竟涌起金庸武侠小说里这样的句子，似乎与我此时心境投合—— 它刚由它刚，它强由它强，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