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到了后来，夕阳恋恋不舍地坠入了海平面，紫色的夜空穹庐般地覆盖住了整个海面。月亮一点一点地升起来了，圆圆的，又略微闪烁着银色的清辉。四下里，星辉朦胧，暮色四垂。
这时，伊莎贝尔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似乎很高兴她不是独自一人呆在这已经有些阴暗可怖的悬崖边上。就在这个时候，悬崖下面突然绽放出一朵一朵的橙色光花，远远地看上去，就像巨大的萤火虫在熠熠闪着光一样。原来是下面的那些渔民打亮了手电筒，又开始进行他们夜间的捕鱼工作了。
我和伊莎贝尔回到蓝色的敞篷汽车里，有好一会儿我们两个都静静地坐在车里，慢慢品味着刚才那迷人的海滨夜景。
后来，我们又把车开向了下坡的方向，这一次路两边全都是有钱人豪华的住宅。婆娑的椰树林和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取代了低矮的灌木丛，院子里的游泳池都是用珊瑚和熔岩砌成的。这就是有钱人的好处啊！我在心里低低感叹了一句，又转过头冲我身旁那个有钱的漂亮小姐笑了笑。
沿着富人们的华宅再向前就到了卡哈拉路，道路两旁有很多花式的建筑物。最后我们在瓦阿里高尔夫俱乐部门前停下了车，这家俱乐部归属皇家夏威夷酒店所有，对酒店的客人们免费开放。
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看起来黑洞洞的，对我和伊莎贝尔毫无任何吸引力。把车停好以后，我和伊莎贝尔径直走向了瓦阿里高尔夫俱乐部的休息室。藏在棕榈和热带灌木丛中的俱乐部休息室正巧靠着海边，而且这里还有着极富特色的意大利式菜肴。
没过多久，我和伊莎贝尔就惬意地坐在靠近海边的门廊上享受着我们丰盛的意大利晚餐了。
今天晚上，伊莎贝尔穿了一套蓝白点的沙滩装，戴着一顶华丽的小帽。在她这身庄重典雅的外装下，是一件极为暴露的白色泳装，当然从外表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我在游泳短裤外面穿了一条棕褐色的亚麻裤，上身穿了一件崭新的“阿罗哈”衬衫，这件衬衫比那一件彩色鹦鹉丝绸衬衫还要惹眼，在暗蓝的底色上印有大朵大朵白色和红色的花朵。在这样一个游客四散的地方，我的这件新衬衫引得许多人回头观看。我对此沾沾自喜，心想也许我开启了新一轮的时装潮流。
吃完了晚饭，我和伊莎贝尔又坐在了沙滩的太阳伞下喝着饭后的甜酒。当然我在自己的杯子里偷偷倒入了一些朗姆酒，这使得杯中物的味道更加醇美了。我的朗姆酒是从夏威夷皇家酒店的一名侍者那里弄来的，我一边塞给他一些小费，一边小声警告他如果他敢用本地酿的私酒来蒙混我的话，他就要当心……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伊莎贝尔开口说道：“这些天以来我们两个似乎一直都没有说起过案情。”
是的。虽然我们每天都见面，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对她讲过我的调查结果。因为我深知我对此事的真正态度只能招致伊莎贝尔的反感，所以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只谈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我们两个的每一个夜晚都是在我的房间里度过的，到了凌晨时分，伊莎贝尔偷偷地溜过大厅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一起在楼下的“椰树丛林”里吃早餐。伊莎贝尔租了一辆小型福特车，每天吃完早餐之后她都会去珍珠港海军基地陪泰拉，她们两个要么是在奥兹家消磨时间，要么是去“奥顿”号上打发时光。
到了晚上，伊莎贝尔会回到酒店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吃罢晚餐后，我们两个就会去海滨消遣，或者是在椰树轻摆的沙滩上跳舞，或者是沿着海边散步。然后呢，我们又会手拉手地回到我的房间里度过销魂的一夜。
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蜜月旅行。可是我时刻都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日夜陪伴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和我呆在一起的，而这样的一个蜜月我也根本负担不起。
幸运的是，这不是在坚实的美国本土大陆的土地上，我和伊莎贝尔现在是在远离本土的天堂之上。
我回应着伊莎贝尔的话：“你想知道些什么呢，宝贝？”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我心里却有点儿担心如果我们之间关于案情的谈话以不愉快收尾的话，那么我今天晚上的“夫权”很可能就会失去了。
伊莎贝尔想了想说：“你觉得接下去会怎么样？”
我审慎地斟酌着词句，然后说：“嗯，现在刑事大律师已经基本确定了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当然陪审团是由多种族人员组成的。考虑到夏威夷实际的人口状况，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达伦要做的就是怎样使情况对我们更有利一些。”
伊莎贝尔辩解道：“可是他们确实没想杀那个恶棍。”
我实事求是地回答说：“不过他们几个的确绑架了他。在出事之后，他们又企图毁尸灭迹。而且在警察一路鸣响着警笛追捕他们的时候，福斯特克夫人仍然毫不理会地继续向前开着车。后来警察不得不朝他们的车开了两枪，这才使得福斯特克夫人把车停了下来。”
伊莎贝尔那张漂亮的心型脸蛋就好像罩上了一个精巧的假面具，看起来平板得像一只美丽的瓷娃娃。她问道：“那么呆会儿我们也要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到福斯特克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进行月光浴，对吧？”
我撒了一个谎：“噢，宝贝，这两件事我倒还没有这么想过。”是的，我们过一会儿的确要去福斯特克夫人他们原计划弃尸的地方游泳，我一直都想去那个地方看一看，不管毁尸灭迹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这一点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他们四个人确实这么干了。
在事发之后，他们把卡哈哈瓦的尸体装到了汽车的后备车箱里，打算把他扔在哈纳瓦玛海岸一个叫做“鲸鱼孔”的地方。
伊莎贝尔接着问道：“他们很蠢，是吗？内特。”
我冷冷地回答说：“伊莎贝尔，他们不是蠢，而是极其地愚笨，并且还相当地狂妄自大。”
伊莎贝尔把脸转向了大海，她的声音也变得冷冰冰的：“现在我记起来了为什么我一直没向你打听案子情况的原因了。”
我耐心地解释道：“要知道无论怎么说，伊莎贝尔，他们毕竟杀了一个人。我一直在尽力地帮助他们，可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帮助他们。”
伊莎贝尔又转向了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她那张爱神一样可爱的小嘴快速地吻了我一下，然后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帮助他们。”
我不相信地看着面前这个娇嫩的小女人，“你？”
伊莎贝尔笑着点了点头：“是因为达伦先生想要你这么做。”
“不，是因为达伦他付给了我工钱，我只能为他工作。”
伊莎贝尔摇了摇头说道：“根本不是这样的。我听到过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你从这个案子得不到多少工钱的，你只是取得你正常的警察薪水，还有这一路上的花销由达伦先生支付。”
我摸了摸伊莎贝尔柔软的手臂，补充说：“还有一些额外的红利。”
伊莎贝尔显然听懂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弓形的小嘴又绽开了花一样的微笑，然后她问道：“你尊敬他，内特？你崇拜他，是吧？”
我开玩笑地说道：“他是一个邪恶的老家伙。”
“也许这就是你长大以后的理想？”
我有些好奇地看着伊莎贝尔，说道：“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机灵？”
伊莎贝尔没有理睬我的打趣，继续问道：“你怎么会认识像卡莱斯·达伦这样一个名人的？”
“你是说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子不配认识达伦？”
伊莎贝尔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说：“别小心眼，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耸了耸肩说道：“达伦和我的父亲是好朋友。”
伊莎贝尔有些惊讶地说：“你的父亲是律师？”
“当然不是，他是一名老资格的工会会员，在芝加哥的怀斯特区开了一家书店。他和达伦都参加了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民间团体。达伦常到我父亲开的书店里来买一些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
伊莎贝尔好像刚刚才认识我似的瞪大了那双蓝眼睛，“这么说你从小就已经认识达伦先生了？”
我平静地说道：“是的。在我上大学的那一个暑假之前，我还曾经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打过工呢。”
“你念过大学？”伊莎贝尔好奇地追问着。
“我开始读的是芝加哥大学。后来我在学校里出了点儿麻烦，所以我只在那里念到了二年级。”
“你打算成为一名律师吗？”
我耸了耸肩回答说：“这并不是我的理想。”
伊莎贝尔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又弯成了月牙形，“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内特？”
我反驳道：“谁说我有理想？”
伊莎贝尔又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说道：“你有许多理想，许多抱负，内特。”
我继续强辩着：“可是我不记得曾经跟你说过这些。”
伊莎贝尔又笑了，“可是我看得出来，说吧，内特，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究竟想做些什么？”
我不禁脱口而出：“成为一名侦探。”
伊莎贝尔笑着扬起了头，“现在你已经成功了。”
“不，还没有呢。”我避开了这个话题问道，“你想不想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去找一个地方游会儿泳？”
伊莎贝尔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好吧。”
我们两个人收拾好东西，然后就手拉着手走向了停车场。
伊莎贝尔继续问道：“你一直在调查泰拉那件案子，对吧？”
“是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查到对福斯特克夫人和汤米有帮助的任何线索呢？”
“还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走到了那辆蓝色的敞篷小汽车的前面。我为伊莎贝尔打开了车门，她坐了进去。关于泰拉案件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我一直沿着俱乐部的围墙向前开着，没过多久，眼前的视野就豁然开阔起来，椰子树林，番木瓜园，绿油油的菜场，大型的鸡场，简易的宿营地，我们还经过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型奶牛场。
当我们沿着山脚的公路缓缓向上开的时候，椰树林更加茂密了。左侧乌黑闪亮的火山熔洞和右侧的悬崖——克克顶相映成趣。我在岔路口的标识牌前停了下来，标识牌显示左侧那条土路是通向“鲸鱼孔”的。我看了看起伏不平的道路，决定冒险而行。
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我们的敞篷车在凹凸不平的硬上路上上下颠簸着，轮胎的摩擦声和耳旁的风声掺合到了一起。在这样的嘈杂声中，伊莎贝尔又开始发问了：“你该不会认为泰拉说的是谎话吧？”
我摇了摇头说道：“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里，泰拉确实出了事，是有关暴力的事，不像她在电话里告诉汤米的一样，她出了一些可怕的事。可是，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伊莎贝尔又问道：“你认为那些可恶的有色人种的男孩是无辜的？”
我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是无罪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伊莎贝尔皱着眉问道：“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说：“他们很可能干了这件事，因为他们是一群不安定的小混子。‘无辜’只是道德性评语，‘无罪’是法律上的术语。他们的确是‘无罪’的，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控告他们。”
伊莎贝尔辩解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福斯特克夫人和汤米不得不想方设法地使他们认罪。”
我不想继续就这个问题和伊莎贝尔争论下去，可是从我近两周以来的调查情况来看，我根本无法为达伦的辩护词提供任何站得住脚的新情况。
在这两周里，我逐一地与阿拉莫纳案的主要证人谈过话，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一无所获。相反地，我对泰拉这个人，她的“故事”以及她对荷瑞斯·伊达等人的确认——这些警方的“有效”证据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乔治·格伊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他是火奴鲁鲁德林汉姆保险公司里的一名出纳员。在去年九月份的那个夜晚，他和他的妻子去瓦奇蒂娱乐园跳舞。大约在十二点十分左右，他们离开了瓦奇蒂娱乐园，在附近的那家“汽车餐馆”吃面条。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一名穿着绿色裙子的年轻女人低着头走了过去。
格伊斯告诉我说：“她看上去好像是喝多了。就在她身后大约一码半左右，有一名白人男子始终跟在她的后面，大约一直跟了二十五码左右……后来，他快步赶上了她，可是他们还是一前一后地走着……那个男人似乎想过去抓住她，而那个女人一副垂头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