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黄嫒介，曾在不同场合看见李渔身上穿着魏晋名士那样夸张的服饰，性情和蔼，言词谦恭，在政界、商界和文人社交圈内如鱼得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和知名度。而根据《李渔年谱》的编撰者单锦珩先生考证，为他一生赢来广泛声誉的剧本创作，也是在把家搬到杭州的次年，在都市商业文化的熏陶和刺激下才正式开始的。
此后几年，由于当地政府对他的著作的大量被盗版查禁不力，而衙门设在金陵的苏松道兵备使孙丕承，反倒能够雷厉风行，多次主动出示严禁。何况这位孙大人又是他的铁杆崇拜者兼衣食父母。上述这一切再加上对当地日益恶化的文化生存环境的担忧，都迫使李渔必须尽快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新的安排。于是，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细雨蒙蒙的秋天的中午，经过反复多次的权衡盘算后，他终于做出了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把自己的人生舞台再次由杭州迁往南京。
根据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和作者诗文里的线索，李渔移家金陵期间先是居住在鹦鹉洲附近的金陵闸一带，后来因为考虑到这地方距城里太远，出门一趟非常不便，住了几年后感觉有点呆不下去，于是就把家搬到了周处读书台后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丘上。这处旧园后来被他修葺一新并命名为“芥子园”，还出过一套至今仍然名气极大、拥有无数忠实读者的权威画谱──《芥子园画谱》。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李渔在金陵住下后的第二天，甚至在行李尚未打开、整理，妻女僮仆的住房还没有完全安置停当，庭室门径更顾不上清扫的情况下，便一个人拿了工具跑到楼上书房，丁丁当当的忙乎起来，后来又心急火燎地让家仆去请木匠泥工。等到几天后有人上去，看到墙壁靠南一面多出了两扇古雅别致的梅窗，而且自然是他所喜欢的扇面形的，这才终于真相大白。这样，他行前因阮囊羞涩无法在私人游艇上实现的艺术梦想，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客寓的墙壁上终于得到了实现。
在同时代某些相好朋友眼里，当时年过知天命、以湖上笠翁自号的李渔，是一个愤世而不嫉俗的家伙。一方面，他在号称独善其身的同时未尝不想兼济天下，这从他私下向人透露的芥子园室名的寓意就隐约能传达出几分，“芥子”取自佛典“芥子而知须弥”。另一方面，由于仕途功名上的失意，加上时局动荡，新旧矛盾交替，世态炎凉，家又不得不成了他惟一感到温暖和可以自由施展抱负的地方。。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笠翁在南京（5）
在南京生活的十余年中，也许因为客居无聊，也许出于生性好动，他在杭州老宅里事无巨细、一律喜欢自己亲自动手的老毛病又犯得一塌糊涂。如花径的捷迂、屋檐的短长、女墙的高低、角门位置的朝向等等，无不一一躬身亲问。即以窗棂为例，除前面提到过的扇形借景窗外，他还设计了山水图窗，外推板装花式窗，花卉虫鸟窗等一二十式。有一次，他甚至还费时半月，将一截老梅的枯干通过借景法，精心制作成一扇几可乱真的梅窗。以至当有人问及他的生平杰作时，他竟然会笑眯眯地对人家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件特别得意的事情，一是剧本创作上的不同凡响，另外一件就是对居室环境的美化。他希望别人能将后者看成是他用另一种文字写成的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一枝一角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
要使一个向往飞行的人用脚走路那真是太难了，尤其是对于那些自以为拥有轻灵翅膀的人，也许这正是我们要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李渔这一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一生中，一个几乎时刻都在困扰他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生活得更好？ 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更艺术？更小资？此问题对像他这样出身贫寒、偏偏又喜欢衣食住行什么都玩点情调的人，其难度与压力可想而知。而他的全部生活实践，从事后来看，似乎也都是个人意义上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解答。
我们将有幸看到，在以家为主要内容的这部人生大书中，他一直在精雕细镂，惨淡经营。他的智慧、才情、力量和美学观念深深渗入到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并在每一件用具，每一片砖瓦，甚至一只瓦罐和一只焚香铜炉上都留下自己的思想与手迹。比如斜筑篱笆呀，精植园蔬呀，修剪花径呀，研究茶花的新式栽培法呀，没有任何事物能为他所忽略，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拒绝他那平中见奇见巧的风格印记。哪怕是大门口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石阶，其铺筑时的重视程度和匠心独运，也绝不会亚于皇家宫殿内森严的玉墀。是的，家既被他看作是生活和艺术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也俨然成了他个人的上书房和翰林院。比如，每天清晨他总是习惯起得很早，率领奴婢僮仆，用细竹枝扎成的长长的扫把将庭院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这种时候，没准他会产生皇帝在群臣拥簇下早朝这样的幻觉吧？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他似乎很喜欢这句他的浙江老乡陈藩带有自讽色彩的名言。此刻，他一定又一次轻轻念了出来。由于说话时眼睛正朝着远处霞光缠绕的钟山出神，以致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弄清楚：这是对身边下人的勉励或训诫？还是在精神中跟自己说话？
在金陵安顿下来之后，李渔的心思开始从庭院退入内室。如何使家居生活更舒适、同时也更显示自己的个性？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躲在书房里，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劲头苦思冥想，并从中获得在政治及交游生涯中难以获得的乐趣。
首先，他想着手解决的是怎样在室内“藏垢纳污”。
“欲治精洁之室，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整，即如目中生刺，必先去之而后已。”这里其实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藏垢，即处置家里淘汰、废弃的旧物，而他想出的办法，就是在正室之侧另造一小屋，如现代西式建筑中的贮藏室之类，将败笺弃纸，垢砚秃毫，以及断腿的桌椅，虫蛀的书版等暂时不需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古脑儿扔进里面，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去好好整理。 。 想看书来
笠翁在南京（6）
至于纳污之计，即妥善处理一家老少几十口人肚子里的排泄物，难度看来要更大一些。虽说他发明的箱式马子在同时代人的研究中一直处于科技领先地位，但那主要是供妇女同志内急时用的。一个大老爷们三天两头坐在上面，怎么说也有些不雅观吧？再说大便可以如厕，小便一天七八次，每次都要穿堂出室大老远地跑到院子里去，实在是有些不太方便，如逢刮风下雨、冰冻霜滑，那就更成了一件苦差。而且最可恨的是：“夫文人远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逢一转，则断不可续。常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觅之，杳不可得。”
当然，事情尽管棘手，又岂能难倒以生活问题专家自居的李笠翁先生？ 最后想出来的招数尽管有些古怪，而且有可能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也足以称得上是因地制宜，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的发明了，最可称道的是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庭户。”说得简单点，就是在书房的墙上凿个小孔，插上一节空竹筒，有需要的时候对准尿出就行了。
对家庭装修中墙壁的艺术化处理，可谓他另一项自鸣得意的发明。按照当时行业的施工标准，一般都以裱糊为主，不是采用糊墙纸的方法处理，就是进行粉刷。而李渔提出的观点在成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采用实贴手段，甚至干脆像几百年后首都机场轰动一时的壁画那样，让画家将作品直接往上面画就行了，非但程序、工价都能减下来，说不定还能重现前人“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州”那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书房最宜潇洒，因此千万注意不可使用墙漆，那样做在来宾眼里会使你显得非常俗气。碗柜一定要多设架板，以增大其容积，按形状、大小分别置放，使用起来就会感到很方便。香炉的最佳位置不是在桌子的正中，试试将它确定在当风稍偏一些，可能就有一种别致的风韵产生。而灯烛如果又想节省，同时又不影响到照明效果，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分隔两个房间的墙壁上开一个小孔，方形、菱形、半圆形什么的都可以，把灯台放在这中间，这样一盏灯往往就能起到两盏灯的作用。
这期间，他还对传统的床帐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使这位多年来一直喜欢效法苏东坡的“无事此长卧，一日胜二日”的慵懒闲散的家伙，不免大受其益。以他一向的审美情趣来看；对花与倚枕，称得上是文人生涯中的两件乐事，不过问题在于，这二美常常不能得兼。比如看花的时候，身体大多或倚或站，或徘徊亭台池榭，心旷神怡之余，腰脚却是着实有些酸痛的。而躺在床上虽然轻松、惬意，看到的却只能是天花板或帐顶。经过反复多次的构想实验，他终于发明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从“床令着花”、“帐使有骨”、“帐宜加锁”、“床要着裙”这些技术要求来看，法度之严密比他写的《声律启蒙》一书恐怕宽松不了多少。至于具体谈到那个稀奇古怪的床上架花之法，估计也只有他那异于常人的脑子才想得出来：“于床帐之内先设挂板，以为坐花之实，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俨然身眠树下。”这样的享受自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连他自己当时都认为可能已经超出了凡俗和红尘的极限，以至有一天深夜从梦中突然醒来，鼻间幽芬缭绕，身体飘飘欲仙，想着想着不禁有些害怕起来，赶紧把老婆摇醒了对她说：“我辈何人，遽有此福，得无折尽生平之福乎”？ 瞧！得意到这个份上，实在让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说。。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笠翁在南京（7）
那段时间内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有一帮文坛哥们在秦淮河边的花船上闹了一阵后到他家里闲聊，他们先后参观了他的墨宝与藏品，看了他亲手设计的笔筒和蕉叶联，品评了他即将推出的新剧的戏本、道具、布景，最后在客厅里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鉴赏墙上的壁画。这是一幅出自当时南京城里丹青名手的巨幅花鸟，艺术上虽说不上有多少出色之处，但是，在他们仰观的过程中，令人惊诧的事情发生了──只见画上的那只鹦鹉突然飞动起来，翅膀扑楞楞地扇动，甚至还货真价实地叫了几声，音色清越响亮，然后又栖在壁画原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了。客人中有几位新相识，早已惊得目瞪口呆，而那些熟悉他的朋友虽然大开眼界，但大多还是能够做到安之若泰。因为对他们而言，不用说也知道，这自然又是这位“家不惊人死不休”、被吴梅村称为“前身合是玄真子，一曲沧浪自放歌”的李某人的的杰作。
具体的作法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实际操作其实并不太难。“先于所画松枝之上，穴一小小壁孔，后以架鹦鹉者插入其中，务使极固，往来跳跃，不致动摇。松为着色之松，鸟亦有色之鸟，互相映发，有如一笔写成。”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朋友间善意的蒙骗和小小闹剧一般都会增加聚会的快乐，而当客人们“无不色飞神变，而称巧夺天工”时，尽管无法看到李渔自己的表情，但我仍然可以想象他站在一旁容光焕发、拈须微笑的样子。可以肯定，那时候他心里的得意劲儿，比之前不久京师龚芝麓尚书来函盛赞他的剧本新作，恐怕还要有过之而不及吧！
李渔在宁期间，由于经济上有附庸风雅的王公巨贾作后盾，加上新作的版税和刻教科书的收入，以及剧团的营业收入，日子过得真可谓优哉游哉。
他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每年春秋两季气候晴好之时，大多以外事活动为主，或乘兴出门、买舟远游，或就近访友、饮酒作乐。其时，吴伟业、钱谦益、王渔洋、余怀、尤侗等海内名家大都居住在南京、扬州、苏州一带，有的在两地都有寓所，他们时不时的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看戏品花，有时喝多了还成群结伙去秦淮河畔的花舫里闹点小乱子什么的，实在是潇洒得让人无话可说。若逢阴雨寒暑时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写作。当时他除了继续从事小说与剧本创作外，还热衷于炮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很不错的畅销书，如《资治新书》、《尺牍新编》、《千古奇闻》等等。其中，《资治新书》的创意和策划让人叹为观止：
向全国数以万计的地方官员发出征稿函，让他们提供各自公堂上的案例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