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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柳亚子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湖红船上召开成立大会时，颓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远的嘉善西塘乐国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乐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柳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暴力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柳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尔塞维克主张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新奇理论，与柳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柳突然申请加入在苏俄指导下改组的新国民党，并从此热心党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新南社，争取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经过多年的挫折与困顿后，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现在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点感觉，在权力的阶梯上占有一个位置，并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时柳所作悼诗自注里“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语意来推测，这则传闻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柳亚子的牢骚（7）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诗人一一柳亚子与后来成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珠江边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政见、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和养料。从柳抗战期间赠毛诗中“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等诗句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柳也许因为年龄上比毛大六岁，参加革命的资历也自觉较毛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陈迩冬文也谈到会面中柳在毛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杀蒋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当两人在重庆再度相逢时，友情关系上大致还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所提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柳在不同场合都使用过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两方口气狂妄的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怀人四截》一诗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比作自己的门生：“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有些自不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柳对毛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柳的失败。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以后柳“独拜弥天*”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柳在北京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柳亚子的牢骚（8）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柳亚子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异国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明末清初家乡苏州一带的某些文学前辈，将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埋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史学著作《南明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西南联大任过教员。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战期间，这也是柳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于九龙、香港、桂林等后方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演等各种救亡活动。其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与自己的政党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蒋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党籍一一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朱鸳雏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柳屈服，反而促使他与延安的共产党人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火焰与炸弹已俨然成为描述柳亚子的关键词，倾天长啸、壮怀激烈、须眉贲张，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估计也是郭沫若为什么要以“今屈原”这一冠名慷慨相赠的原因。而如果用柳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嘉陵江边，曾是三国英雄刘备栖身的地盘，抗战期间成为国民政府在中国最后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会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主席毛泽*然应邀前往那里与蒋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尽管事后被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发起组织革命诗社，致力于*工作的柳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毛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词作《沁园春？雪》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柳在自己写的和词跋文里“展谈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词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首件大事。除了让人有幸领教了共产党人的文学天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毛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柳内心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蒋介石，因此，在所和词里说上几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北京，当这个被旧友林庚白称作“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的可爱老头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柳亚子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毛泽东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柳亚子的牢骚（9）
黎里镇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目前依然是国内保存柳的生平资料与遗物最丰富的地方。图片、书籍、衣物、手迹、用品，从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柜与衣镜，到几张边角泛黄的自印方格稿笺，甚至一管秃笔与一张用红线勾划出重要段落的旧报纸，无不印有他生前手温与思想的生动痕迹。磨剑室的正墙上依然挂着南社社友傅纯根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青凹前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四进内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孙传芳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但有关它的传奇故事，正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当然，我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前不久我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我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帧柳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柳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伟业去北京前在苏州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毛泽东电邀赴京途中、在所乘坐的华中轮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郑佩宜，以及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万家宝（曹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分子兼文学泰斗，柳一直在香港从事地下党主持下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仅以革命*与*党派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孙中山、蒋介石等先后亮出过的杀手锏——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北京的毛柳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毛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革命党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国民党*身份参拜位于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