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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翁在南京（1）
公元一六六二年深秋，震惊朝野、朝廷特旨严刑密审的《明史稿》案的主犯庄廷鑨即将开庭问斩的前夜，五十二岁的清代名士李渔，几经周折与间阻，终于携带家小僮仆五十余人，从杭州顺利迁移到了南京，实现了他内心向往多年的一个狂热念头。
　　此前，他曾好几次带着侍妾去那里拜访朋友或进行商业考察，当然也不忘顺便打听一下房价，对这座金粉繁华、歌舞升平、被后来《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誉为“菜佣酒保都带六朝烟水气”的江南古都，怀有莫可名状的心仪与投契。然而，终因亲友们的劝阻以及经济方面的压力，多年来一直举棋不定。作为全国闻名的畅销书作者兼养生专家，西湖的山水和人文环境固然让他眷恋，但杭州地方当局对打击盗版市场的暧昧态度，对像他这样靠版税过日子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灾难。加上这些年来惨淡经营、好不容易攀交的几位权力部门的官员先后调职，也足以让人心灰意冷了。更要命的是，尽管李渔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但去年初骤然发作的庄氏史案仿佛是一个信号，透露出某种令人不安的迹象和趋势。根据新近得到的一个可靠消息，与他过从甚密的杭州名士陆丽京也已遭逮捕，同时还有更多的朋友和熟人或有辜或无辜地被牵扯在内。虽然从理论上说，金陵同样也非净土，但能有机会躲得远一点，想来总比处于阴影中心每日辗转反侧、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要好一些吧？因此，这一次，他彻底下定了决心。当然，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正当他在运河舟中焚香读书、拥醉微吟、优雅得一塌糊涂，包括他的多名好友在内的庄案要犯一百余人，正拖着脚镣手链艰难地走在奉旨星夜押解进京的漫漫长路上。
　　他原先打算乘坐一条由自己亲自设计、亲自施工督造的大船去南京。这条在图纸上修改了无数遍的私人游艇，从款式上看与张岱笔下多次描写到的夜航船应该区别不大，关键处在于顶篷的设计以及对内部结构的处理。尤其是船舱内部两侧别出心裁的舷窗，“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这意思说白了，就是在传统的密封式舱体两边开凿两个扇面形的舷窗，而“便面之外，无他物也，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画图，且又时时变幻，一日之中，现出千百万幅佳山佳水”。
　　当然，在为自己在科技领域里无意中展露的天才洋洋自得的同时，他也看到在实际使用方面它们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整个设计方案都是建立在风和日丽的气候条件下的，而一旦天气不好，中途下起暴雨来怎么办？碰上冬天，寒风裹挟着雪花往窗内吹时又该怎么办？　最初的改进方案是预设两扇实木制作的推窗，下雨时把它们关上，天晴了再打开。这样，周到是周到了，实用也很实用，但问题却仍然没能得到根本的解决。首先，推窗合上后船舱内光线太暗，势必会影响读书写作的质量。其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原先设计中的诗情画意，说得严重点，其后果简直就像是佛头着粪、而绝非煞风景一语所能形容的了。对于尽其一生心力刻苦追求生活美感的李笠翁先生，如果让他容忍这样粗劣的匠气，那还不如干脆把他给杀了。经过不亚于贾岛月下僧门式的推敲与惨淡经营，办法当然最终还是想了出来：将推窗中间也按照舷窗的大小凿空，裱上漂亮的白色绫绢，再绘上几笔仿元人笔意的山水花鸟。这样，窗子无论打开还是关上，都能做到新人耳目，美不胜收。这一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了。　。。

笠翁在南京（2）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项创意完全可以申报尤里卡国际发明奖，至少拿到个把国家主管部门的设计大奖或专利证书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包括此前他对晚明文豪陈继儒那只知名度不亚于其文名的“眉公马桶”在工艺上的改进，也曾让有机会来杭州寓所做客的亲友和慕名造访者们大开眼界。说实在的，如此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设计，除了能出自他那心安理得拖着一根清朝长辫、忘怀现实苦痛、专注于生活质量与情趣的脑袋瓜子，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确实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捣鼓得出来？首先，这类技术革命在成本方面无须额外投入就是一大特色；其次，在美学上又能为后代提供一定的价值和信息量；再者，就是它那几近完美、让人不服不行的实用功能。可谓两手都硬，一举三得，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知是因搬家所需费用的巨大，还是当时政治情势的变化，他最终打消了自己的雅兴，这条或许本来会像北宋王室的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那样的、有望给中国古代造船业带来革命性影响的游艇，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打造出来，仅在想象中漂浮了一会儿……漂浮了一会儿……很快就沉没了。最后，在李渔动身启程前一天的下午，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去杭州北关门码头雇了一艘客船，才得以顺利到达南京。
　　客船终于停靠在了脂香粉腻的市河南岸。这一天是旧历康熙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傍晚。尽管距生灵涂炭、社稷蒙羞的甲申事变不到二十年，但有道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秦淮河沿岸作为国家身体上的一道伤痕，敷上满清当局勤政、爱民、永不加赋的创可贴之后，没过多久就神奇地痊愈了。秦淮河两岸的歌楼妓馆不但早已恢复了当年的规模气象，其繁荣程度和勃勃生机由于受益于逐渐好转的生产力的推动，甚至还大有超越前朝之势。当时天色已经微暗，江枫如火，霜气渐重。奴仆们在秋风暮色里匆匆奔走，吆喝声此起彼伏，船上船下忙碌不停。八辆临时雇用的大车，沿着宽阔的码头一溜儿摆开。由于人手不够，车夫们在得到主人多给的赏钱后，也争先恐后纷纷加入了搬运者的队伍。四下围拢来看热闹的当地居民看来一定是大饱眼福，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正从船舱里搬下来的数不清的大件行李中，除了成箱成柜的图书、古玩、字画、花鸟盆景外，还夹杂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叫不出名子来的新奇玩艺：比如一张带有抽屉与隔板的檀木条几，十几只设计成矮柜样式、必须开启面板才能识其庐山真面目的精致便桶，一件件自制的外形别致、机关灵巧的箱笼箧笥，以及无数结构复杂、一生从没见识过的橱柜、床具、灯台和靠榻。显然，他们的好奇心在受到充分的引诱与剌激后，很快开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一边指指点点，一边相互热烈地议论起来。
　　家住朱雀桥边的世族子弟王老爹与他的亲家、乌衣巷口的谢大举人作为当地士绅阶层的领袖，一直被认为是见过大世面、有着远较常人敏锐的目光、且见解不凡的人。但这次他们却像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有些吃不大准了。虽然在经过细心的观察与判断后，两人几乎一致倾向于认为：正在船头满头大汗指挥搬运的这位穿着酱紫色绸袍、身材矮胖、面色和蔼的主人，必定是个大有来头的家伙。但假如你追问一句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一时又没有谁能说得上来。以他们的经验、眼力以及对世事的洞察，这还真是从来没见过的事情。你说他是当官的，听不出丝毫官腔；说是文人，举止却又带着几分世俗气息。从行李家眷上来推断，那就更让人有莫测高深之感了。要说是个会过日子的乡下土财主，又何以拥有这万卷诗书？　要说是个卸职归田的将军或朝中退养的大佬，又怎么会一手拿着沈石田①的山水折扇，另一只手中却拎了一只模样古怪的马桶？　。。

笠翁在南京（3）
有意思的是，这篇过时新闻要向公众报道的重点，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在我的印象中，既使谁有耐心把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在一张长长的名单上，要找出这样另类、悖逆时尚的个案，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说真的，如果有人打算确认他的世俗身份，我无法想象该使用怎样的称呼才能略为准确地加以形容：清代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国戏剧理论的集大成者？作家？诗人？剧团老板兼艺术总监？出版商？发明家？还是园艺师？厨子？颇具经济头脑的墨客？打秋丰的老手？落魄才子？色鬼？酒徒？戏迷？
　　从后来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位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落魄文人，身世坎坷，才干出众，老谋深算，自得其乐。他在艺术上的天才现在已经随着他车载斗量的小说、剧本和评论的无数次重版、译成外文而名扬天下，受到应有的评价与赞赏，而对于他在生活、家庭、匠心技艺、料理日常事务等方面显示出的杰出才能，一直以来却没多少人知道。而事实上，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就，如果用“丝毫不亚于前者”这样来形容还属谦虚的，甚至可称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三百五十年前，当这样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一向热衷仕途红尘、自命清高、信奉君子耻言利古训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长廊中时，在当时的社会将引起怎样的轰动和广泛争议。懂得了这一点，回过头来再看他死后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对他的攻讦与不屑一顾，包括“名教罪人”这样的辱骂，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李渔选择南京作为自己中年以后的定居之所，虽说更多地出自旅游者的一见钟情，以及当时某种复杂的情势所迫，但如果认真寻究起来，感情上多少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和渊源的。通过原始文献可以得知，此人祖籍福建，后举家迁至浙江兰溪，出生之地却是在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如皋，并在十九岁以前一直跟随以贩卖药材为业的父亲生活在那里。仅仅因为后来父死妻病，衣食维艰的途穷之计，才不得已回到久违的家乡兰溪。但整个青少年时期在江苏的成长记忆，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以后他不幸遭逢战乱、国难、灾荒和瘟疫，所幸喜欢读书、醉心写作的爱好却始终没有放弃。像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有一段时间里，科举应试作为知识阶层完美人生的惟一选择，也曾耗费了他数年的时光。崇祯八年他初应童子试，即以优越成绩获得浙江提学副史许豸的大加赞赏。此后他曾于崇祯十二年和十五年先后两次参加过浙江乡试。但有意思的是，未能中举这一不幸事实，似乎并没让他感觉到多少沮丧；相反，在心理上自觉对自己和家庭都有了某种交代后，他从此竟然绝意仕进，在县城东郊的伊山买地筑园，开始醉心于一种诗酒散漫、著述自娱的准隐士生活。
　　几年以后的一六五○年，已经年届四十的李渔，由于日益感觉兰溪小县的人物与格局已不能容纳他逐浙博大起来的心灵，毅然典卖房产田地，带着老婆孩子移家杭州。当时他的生活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卖文刻书，在出版界小试身手，并旗开得胜。二是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通过恭维和展示才华的方法，接受资助馈赠。事实证明，来自后者的收入还大大超过了前者。从理论和师承上分析，这显然受益于晚明那帮山人墨客为发掘自身价值所作的探索，尽管当时及后世对此褒贬不一，但在几千年来传统文人非仕即隐的人生格局中，从此至少也开辟了一种新的生存方法。而李渔，不过由于自身的非凡才干，再加上少年起就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殊经历，在这方面玩起来显得更得心应手一些而已。

笠翁在南京（4）
今天，当国内一些著名作家学者热衷于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交朋友、谋取相当数目的赞助与馈赠时，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精神上的老师，竟是三百多年前杭州的一位落第秀才。这虽然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免有些泄气，但事实明明摆在那里，就算心里不服气，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说起来，这也是晚明以降文坛颇为流行的一种风气，像当时名满天下的李贽、陈继儒、王百谷，以及稍后的袁随园、王梦楼、郑板桥者流，无不都是这方面技艺娴熟的高手。
　　杭州十余年的客寓生活，成为一个资本运作高手对自身才华的初次测度，也是在商品经济挤压下扭曲的文化宝剑愤然出鞘后，闪露出的第一道锋利光芒。当时，朝野上下因鼎革所引起的震荡尚未完全平息。历经沧桑、烟水沉沉的西湖仿佛一张巨大的试卷，第一次由一个胆大妄为者胡乱填写了风花雪月以外的内容。那些年间有人发现他时常往返于杭州、金陵、苏州、太仓之间，挟策卖赋，寻诗访友，结交官员、包揽讼事，日子过得倒也相当滋润。当地一位著名的闺阁诗人黄嫒介，曾在不同场合看见李渔身上穿着魏晋名士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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