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我的健康测试。计时跑，记时游泳，直立，引体向上，闭紧双眼用一只脚保持平衡。坐住，在平衡木上计时的腿伸展。当医生留意心电图时，我在固定的自行车上踩踏板。
作为一名运动员，我不介意测试。事实上，我更希望他们坐在进行桑拿的屋里喝伏特加酒，我所关心的是一些有关训练的时间安排。
我们从跳跃床开始训练，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哦！你想让我做旋转吗？是的，没问题。接下来在空中翻筋斗怎样？难道你确信我不会扭伤脖颈吗？在空中翻筋斗、旋转、坐下；为了使身体能满足空间飞行的需要，要求学会一整套舞蹈系列。虽然我从没有真正看到在跳跃床上所做的空中翻筋斗将帮助我适应空间生活。但是我感到像回到童年一样玩耍。在完成翻筋斗后，我总是想：我想知道我的安那波利斯的老朋友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我敢打赌，他们中间没有人会在几年内学会在跳跃床上翻筋斗！
接下来进行的是把自己捆在一个圆形的环内的旋转训练，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房间变得模糊为止。从高处俯冲潜水以及从低处后翻然后落入太浅的游泳池内，池水四溅！这都是为了太空的训练！
在一系列旋转座椅的训练期间，我在椅子上画线，因为不仅在旋转期间每个人感到恶心，而且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会给人留下迟钝的头痛。我由于太忙而且有太多的挑战，所以不能让疼痛的大脑加上负担。作为一系列安排的椅子折磨活动，在理论上，每个人将降低对运动呕吐的敏感度。结束标志是旋转时不呕吐。
国家宇航局的飞行外科医生得出结论，这种训练，几年前在国家宇航局的第一批宇航员之间曾有过相似的训练形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影响那些因空间训练而不适的人。我告诉我的教练这个事实。我解释说：我已经到过太空而且在任何时候感觉良好，为什么不安排更多的有趣的网球赛呢？他面露疑态，无论何时他邀请我去上旋转课，我都坚决说：“不，谢谢！”最终他拿我没办法。
我同意参加离心机训练，美国宇航局已经为它付了费，我认为我应该做好。系在长臂的一端，当太空舱围绕环形建筑物作长弧形转动时，我被用带子牢牢地捆扎在座位上。随着对地速度的增加，我旋转得越来越快，重力主要感到作用在从胸部到背部。因此在持续让血液流回大脑时，我的心脏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我有时对视觉模糊没感觉，或当乘坐海军喷气式飞机时，偶尔感到暂时性的失去知觉，这里对地速度主要来自从头到脚的方向。当对地速度不断增加时，我感到我的脸被拉平，皮肤朝着耳朵方向拉紧。
我手里有一个控制停止的扳机。只要我持续按住扳机，训练将持续进行。如果我失去意识或者我的身体无气力时，我将松开夹子。停止按扳机，这将使电路断开，从而使离心机停下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太空舱本身，放在支架的末端，当它旋转时，做一个无序的运动。之后不久，太空舱停止旋转而且离心机开始减速，我感到我的脸正在恢复原状，像堆积的砖头压在我胸部的疼痛的感觉正在消失，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正常。完全停止后，一名技术人员打开太空舱的门，松开我座位上的安全带，我走出太空舱，感觉脚步有些不稳定，面部红润，当医生从胸部拿开心电图的引线，我向他撒了谎，我说我感觉良好。他告诉我，我的心电图自动记录结果完全正常，测试通过了。我感到宽慰，我感觉的胸部不适并不是一个心脏问题。我推断疼痛也许是由一些肋软骨炎引起的，肋骨和胸骨的连接部分在压力的作用下扭曲变形了。
在太空中，我从没感到不适过，在“和平”号的五个月里，我从没吃任何药，包括阿斯匹林。尽管在俄罗斯没有接受在椅子上旋转和呕吐过，我也做得很好。也许是跳跃床帮助了我。
听到在星城受训的每名宇航员的求助后，国家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署的官员们最终派遣一些美国教练，以此来帮助写一些翻译的，手写的材料。教练们倾听我们的呼吁声后，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紧接着来到俄罗斯。
俄罗斯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俄罗斯教官的合作下，美国教练提供帮助解决训练手册，他们将用双语格式编写建议的手册，然后发给所有的俄罗斯宇航员以及在训练的每一名外国宇航员。对俄罗斯人来说，这项工作将没有任何花费。
在星城的俄罗斯管理部门对此并不感兴趣，做一次改变并不受欢迎。帮助宇航员们准备任务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共享的目标。看起来从美国人身上赚钱是考虑的首选目标。
5。俄罗斯风格的训练（下）
俄罗斯人将向受训的美国宇航员收费。每分钟都收取训练费。如果书面材料编写得好、清晰、易懂、易读，最终我们将需要较少的受指导的时间。时间少，付费也少。俄罗斯人最后同意研究编写训练手册的可能性，但是坚持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他们的“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而付高额费用。
看起来有用的材料并不是很特别。例如，我告诉一名来此参观的美国教练，对我们来说在家里拥有一幅挂在教室里的工程图的副本很有用。他请求俄罗斯官员允许给图拍照，以便他能通过照片工作。
他的俄罗斯官员欢迎这个想法。当然，他被告知首先必须征得训练管理中心的同意。管理部门拒绝了美国人的请求。任何人不准给过时的图片拍照。一周后，俄罗斯递交给美国宇航局一个建议：在美国宇航局付额外的五位数的费用之后，他们将提供图。这种情况被前后不止一次地重复过。
我们在星城训练的宇航员们并不天真，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并不是容易得到的或令人愉快的经验。在政治权宜的伪装下，草率地签订了这一计划，计划有粗略的界限，没有一个训练中的人期望在一夜之间有所改变。
至少，我们期望的是心甘情愿地开始改变的过程。我们并不是为自身的缘故而提出改变的，而是为了将到俄罗斯的大量宇航员们，他们在开始的两年时间里，为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任务计划而训练。我们希望看到待遇的改善，从在歇列梅切伏机场递交签证，到居住舒适的没有蚊子的房间，有过得去的讲义供学习。
我们同时也能理解在休斯顿后方家园里的其他宇航员们并没有同样地分享我们开拓者的热情。许多人已拒绝去俄罗斯。许多在将来将去俄罗斯受训的人并没有感到激动。他们不愿适应难以忍受的低效率和无用的官僚作风，更不愿作为自愿者。尽管我们能够忍受当前的环境，然而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情形将不可能适应于缺乏柔韧性的在今后两年里受训的宇航员们。
然而，我们不能使那些从没有到过俄罗斯或者仅仅短暂地访问（通常居住在莫斯科市中心西式的旅馆内）的人相信，需要做大的改变并且我们最好从现在开始做起。
我是一个头脑冷静的、顽固的人，我失败得很惨，在美国国家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的管理者们周期性访问俄罗斯期间，我从不害羞地告诉他们一切都不太好。在我离开美国宇航局之后，“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的管理者弗兰克·卡伯特森告诉一名记者，“我害怕见到利宁杰，他经常抱怨事情是如何不好。”看起来，一名计划管理者应该对他所管理的计划中的什么“不对”感兴趣，约翰·布莱哈宇航员真的嘲笑卡伯特森，说道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弗兰克和通常的美国宇航局“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管理部门，是他们在俄罗斯完成他的任务期间的最大障碍。
公平地说，卡伯特森的办公室人手不够，而且他没有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从而使工作得以完成。那些没有俄罗斯经历而且并不了解星城的一切和“和平”号空间站不是在约翰逊空间中心也不是航天飞机的人们给予他的建议，使他觉得他是牺牲品。他的副主管在交谈中所做的“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评议得出这一结论，尽管这些事情事实上发生在“和平”号上，看起来他的助手从没有从“和平”号得到这些内容。
当最初的国际空间站成员在1998初来到俄罗斯时，与以往的情形相比几乎没有变化。他们向美国宇航局报告的挫折，正如我们早期的“和平”号宇航员们在两年前所描述的一样。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威胁要离开俄罗斯。因为他们对在星城的最初几个月的可怕的、无效的训练失去信心。
听到最近反抗长官的消息，我对当时并不太讲求实际而感到遗憾。我感到我已经使我们的宇航员同伴倒霉了。在“和平”号…航天飞机计划期间，我们在战壕中所学习的课程稍有变化就可变为为了国际空间站计划的程序。而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作为有名的抱怨者和哀诉者，我只能说星城宇航员们想要创造有把握的改变，并且推动太空计划的发展。我们失败了不是因为缺少努力，而是最终以我们太多的碰壁而告终。
每隔六周左右就有一次考察。由十到十五名考官组成的委员会将对正在学习的有关空间站系统方面的内容进行两个小时的考察，考官包括来自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指挥官，来自俄罗斯医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宇航员训练中心的专家，来自能源方面的工程师，以及建造空间站太空舱的公司人员。
当我站在专家面前时，我被测试的不仅是有关空间站体系的知识，而且还有我的俄语水平。
这些问题不是肤浅的而是技术上的，并且经常有一些难点，每当回答问题时，我都没有把握。
当我回答完毕后，我被要求离开房间。我知道，我用俄语回答缺乏用英语回答问题的老练性，因此我进入大厅时经常对我的表现感到失望。在等待通过及格的判决时，我忍不住想，考官们一定认为我智力低下。事实上，考官们也许得到这样的印象：所有的美国宇航员们对有关空间技术和操作方面的知识没有他们的对手——俄罗斯宇航员们知识丰富。我懂得很多，但被他们认为智力低下的想法经常折磨我。当考官们讨论我的优缺点时，在大厅里我焦急地等候。我将最终（有时半个小时）被点名而再次进入房间等候宣判。
我第一次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不管考试题目如何，是否讨论紧急医疗步骤（有关这个主题我的知识比考官们都渊博）或者推进器的燃料成分。在被询问后，我经常感到精疲力竭，而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欣慰。
随着几周时间的逝去和训练的逐渐进行，我的语言技能提高了。我开始第一次能够完全理解老师讲的内容。随着语言理解力的提高，我发现自己正在复习与早期内容有关的技术材料，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随着发射时间的逼近，训练强度不断增加，更多的考试，更多的联盟号模拟装置课，更多的在游泳池底部训练太空行走。这是轻描淡写的陈述，在星城的最后几个月的训练中，我是非常忙碌的。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没有对我的许多冲突的要求保持兼容。实际上，我对自己能够快速地掌握许多不同的技术感到吃惊。但是，一直围绕我的问题是：我能够忍受这样的发展速度多长时间？我开始担心，我将由于过度忙于训练而不能给自己留下太多的贮备体力去承受在太空度过的艰苦的五个月生活。
在星期五早上，我完成我的最后一门考试，当俄罗斯当权者祝贺我并让我在当天下午四点准备飞行时，我感到很愉快。在俄罗斯生活了几乎两年后，我将于明晨返回休斯顿，加入空间航天飞机组，飞往佛罗里达州，然后向太空发射。
约翰，现在年仅一岁，在双层公寓里伸着胳膊向我致敬。我抱着他感到一天的紧张已消失。
凯瑟琳和约翰将和我一起飞回发射中心，然后他们将独自返回俄罗斯。凯瑟琳正在为国家宇航局承揽服务，帮助将在“和平”号上进行的所有生命自然科学实验进行协调。她被告知，在我太空飞行期间，如果她呆在俄罗斯，当我在“和平”号上时她可以通过无线电话经常与我通话。好像她需要更多的关心来使她安定下来。她又一次怀孕了，俄罗斯漫长的冬天的夜晚将很难熬。她的预产期是我预定着陆后的两周，但她从不抱怨这些。她像其他美国宇航员和俄罗斯宇航员一样勇敢。然而，她让我知道，我最好准时着陆，否则我可能遇到大的麻烦。
我花费晚上的时间来整理我的训练材料并对我的所有物品打包。凌晨两点她喂食时我仍然醒着。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听到我司机的喇叭声，他将送我们到机场。我们给约翰裹了四五条毯子（此时是俄罗斯的1996年12月），我送他到行李车上。在驶往歇列梅切伏机场的途中，我忍不住想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