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转移途中不能使用。没有卫星通讯系统的工作，双向电视电信会议就得停止。我们不能定期地见到我们的家人。凯瑟琳选择在我飞行期间与约翰住在星城，是为了利用我们每周有一次见面机会的便利，这下可要失望了。
所有的无线电通话都是视线通话。每次通过地面基地的天线，我们只能与地球方面通话五到六分钟。作为进一步减小成本的措施，俄罗斯只维持了两三个天线站。
起先，在飞行中，我们与家人有定期的通话，赢得心理支持。因为无线电能力有限，这个环节被安排不多于每周一次。
像每周五分钟这样少得可怜的谈话时间也很有价值，我告诉你，对一个远离地球的宇航员来说，这五分钟是十分珍贵的。只要听到我妻子的声音，说着我的儿子很好，她为我所做的感到骄傲，所有地球上的人给我祝福，我就会有再干一周的勇气。我真的会为这五分钟作准备，在膝头写下我想问凯瑟琳的一些问题，这样，在那激动的时刻我就不会忘记。我没有再回电话的奢侈机会。如果我忘了问，举例来说，她最近的胎儿超声波怎么样，我就得再等一星期才能知道是否一切都好。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主管者们通常把我们与家人的谈话安排在星期天下午。每个星期天，在看了日程安排注意了谈话的涉及时间之后，我会飞到电脑的世界地图前，看看在那个时段我们的轨道究竟会在哪里。根据轨道路径会将我们带到与地面天线的哪个关系范围内，我就能依照先前的经验，预计有多少时间我能和凯瑟琳讲话。
我注意到轨道路径将把我们带到贝加尔湖上空。这意味着我们能获得两分钟相对好些的音质，然后是两分钟的通讯中断，再是两分钟受静电干扰，但仍可以理解的通话。
“好了，”我想，“我们一共可以讲四分钟左右。比往常好些。不要忘了问超声波的事。”
当谈话开始，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主管者的声音。“杰瑞，我们接通了凯瑟琳从星城打来的电话，但我们得先与瓦西里通话。”
我听见自己珍贵的几秒钟滴答滴答过去。主管者与瓦西里在进行无关紧要的闲谈。“事情怎么样？有新问题吗？哦，顺便说一句，今天莫斯科下了一场半英尺深的雪。前进号着陆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看着窗外，直到看见贝加尔湖的西岸进入视野。就在那时，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说，“来吧，杰瑞，轮到你了。”
像我预计的一样，从他吐出最后一个字的那一秒起，我的耳机里充满了巨大的静电声。
我向凯瑟琳大喊，“你能听见吗？”我听不见回答，只有静电声。
有一次我的确听到了凯瑟琳的声音。她很明显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因为在杂音中我听到这些词“能”，“听到”，“我”。
我等待着，直到我们再运行到西伯利亚，我知道那里通讯会变得清晰，我们可以讲完最后的两分钟。在我耳机里的静电声减小的珍贵时刻，我听到的不是凯瑟琳的声音，而是那个俄罗斯主管者的再次的打扰声。
“杰瑞，我们得和萨沙谈一分钟，然后你可以继续。”
俄罗斯主管者继续与萨沙讨论卫生间修理得怎样。萨沙与瓦西里都用不信与尴尬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但他们必须回答。瓦西里大胆地打断谈话，要求重新接通凯瑟琳的电话。主管者最终还给我与凯瑟琳三十秒钟的通话时间。就在我们移动到地面天线的领域上方，静电声淹没了我的声音时，我大喊了一句“凯瑟琳，我爱你。”
至少我听见了她的声音，我对自己说。她还活着。我写在膝头的拍纸本上的问题得等到下星期再问了。
在几个星期试图修理泄漏的冷却管道之后，我们白费的力气成为我们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日益增多的矛盾冲突中又一敏感问题。
这些管道运送抗冻剂来冷却“和平”号里的空气，同时转移空间站里所有摩擦发生机器释放的热量。机器设备——二氧化碳过滤器、氧气发生机和冷凝机——无法被冷却，都以警报提醒的速度在损坏。
不幸的是，管道并没有被设计成可以在轨道上维修。管道在电缆束与支撑梁后面，在设备与排气电扇后面弯弯曲曲行进。许多管道陷在“和平”号的主体设备里，我们人体无法触及它们，更不用说有足够的间隔来修理。管道都锈得十分脆弱。我们通过关闭阀门无助地隔离这些泄漏的管道，并尽可能多地塞住漏洞来稳定系统。
瓦西里简单明了地告诉地球方面，我们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继续打开隔离的阀门，重新给管道增压，在筛子似的管道上寻找更多的漏洞是得不偿失的。每次我们重新给一根管道加压，萨沙的眼球都会鼓成高尔夫球的大小，我们也都觉得鼻子充血。实际上，我可以从我睡觉的地方光谱舱飞到基础舱，在那里虽然看不见，却能马上知道是否又在给冷却管加压——我的鼻子会立即充血，肺部会开始喘息。
面对几星期明显与愿望相反的事实，俄罗斯主管者们坚持说抗冻机的烟雾无害。我们怀疑他们的评估。我最后告知在莫斯科的美国代表团，考虑到乙烯乙二醇的有毒影响，希望进行一次彻底的医疗检查。一个星期之后，汤姆·马什本我的飞行外科医生，回复我一个简短的报告。他声称如果摄入，乙烯乙二醇确实是有剧毒的，但是在工作区8小时直接接触其烟雾的实验中，没有发现值得引起注意的严重的健康问题。这是他所能发现的，但他会让一些毒气专家作进一步调查。
由于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呼吸都会影响长期健康，我们都很苦恼。我们懂得长期的但间接的低度威胁会比敏锐的高风险的事件更令人不安。一个人可以迎面抵抗一个剧烈的危险，不管成功或失败，然后跨过去。但是我们对于烟雾并没有这样的终止点。我们感到自己不设防。“我们能在这样的烟雾里平安地呼吸多久，杰瑞医生？”瓦西里会问。“您不能给我们些什么来保护自己，一些药？”萨沙会要求。我知道克服暴露在有毒物质下产生的影响的惟一方法是限制暴露在那种物质下的时间和离开那个受污染的环境。但我们被困住了。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哪扇窗可以打开。我们惟一的选择是停止污染环境。
瓦西里和我有一次确实离开过，在任务接近结束时，进行了5个小时的太空行走。我们呼吸着宇航服提供的新鲜氧气。在行走结束，我们脱下宇航服的那一刻，我们都为“和平”号上的烟雾气味如此之重而震惊。我们只是站在那里彼此对视，不想呼吸。我们的嗅觉很明显已经被长期的暴露而扼杀了。“和平”号闻上去像一个加油站，那里不仅是有人洒了几滴汽油，而是被人举着皮管向人行道上喷射。
瓦西里受够了。他与地球方面争论，冷却系统已经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稳定，我们不想再往管子里重新施压，或者至少几天内不想再干。他的要求被置之不理。当他问到船上是否还有任何多余的空气过滤器可以用来替换空气清洁设备中早已饱和失效的过滤器时，答复是“没有，没有剩余”。
实际上，有一个剩余。这个剩余是在飞船去太空对接的前一天，宇航员将带着一个能够测试空气中的乙烯乙二醇浓度的嗅探装置，在地面时“发现”的。那时，就在地球方面让瓦西里替换过滤器时，他的脸色气得发青。几个月以来，我们三个在烟雾中呼吸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新来的美国飞船船员却不能受这个牵连。
我们的工作在继续。一旦发现并且堵上一个新的漏洞，我们就要给这个管道加压。管子显然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其他部分会从另一个漏洞喷射出来。更多的抗冻剂会注入空气中，眼球会再鼓起来，咳嗽声会再一次充满空间站。
我们继续整天整夜地戴着过滤面具，但我们的健康状况不出所料地越来越糟。作为“和平”号的指挥者，瓦西里反复告知莫斯科的任务主管者们，我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健康，强烈感到我们应该中止这个危险的工作。地面继续断言空气良好；船员们继续担心。
地面上的俄罗斯医生们尝试着新手段。他们安慰瓦西里他在船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美国医生，能够照顾他。但想让我干什么？我对莫斯科宽慰人心的最后伎俩十分反感，并告诉瓦西里我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我们中的任何人。当地面上的医生建议服用更多的维生素，饮用更多的奶制品来中和吸入的化学物质时，我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法。
瓦西里对地球方面的不满变得显而易见，不时地失去冷静，通过无线电向他们吼叫。尽管船员间的关系不错，船员与地面间的关系令人沮丧。我后来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的心理学家整天想着各种有关船员关系的计划，甚至到了说我们彼此到吵架的地步。显然这与实际相差甚远。让瓦西里厌烦的是地球方面，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主管者，那些似乎不能了解我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不知道我们整天没有多余的一分钟来做其他事情的人们。
莫斯科的医疗支援部队，这次抓住了些细枝末节，建议进行一次血液测试来看看我们是否对烟雾有什么生理反应。我们有一个血液分析器可以判定20个血液指数的情况。医生们命令我抽血，分析血样，然后打电话告诉测试的结果。
在20个指数测试中，只有几个看起来有关——几个反映肝脏和肾脏功能的。我知道，只有在专门的实验室里进行的更加精确的实验才可靠，举例来说，胆固醇水平不显示任何与乙烯乙二醇烟雾相关的症状。但是我也意识到，如果试验的结果反应阴性，能够缓解瓦西里和萨沙的心理压力。因为我不想阻挠这个可能的用处，我进行了所有的测试。
我检测了实验结果，发现20个血液测试值中有10个或者出奇得高，或者出奇得低。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高于或低于一般水平。我指的是，测试结果比正常高出或是低出了这么多，以致记录值与生命状态不相符。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举例来说，应该有100左右的葡萄糖浓度。我们的值显示为0。我们很明显还活着，0度血糖与生命状态相悖。我认为或许是因为载玻片上的化学物质被暴露在空间站的高温与湿度之下测试片上的试剂肯定有些问题。另10个结果与生命状态相符，但不知道我们起飞前的值，考虑到其重要性，我也不敢作出任何结论。
在下一次通讯中，瓦西里从我准备的单子上将血液测试的粗略结果逐字逐句地念给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听。他没有提到我对结果所作的解释，只念了那些数字。他们告诉我们，医生会研究一下那些数据，在下次通讯时反馈给我们。
20。失去信任（下）
90分钟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欢欣鼓舞的俄罗斯医生的答复，“你们所有人的测试结果看上去都不错！”他安慰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是个好消息——乙烯乙二醇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继续关于泄漏管道的工作。“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瓦西里，全都正常。”这是他的结束语。
瓦西里丝毫没有放心。他压制住怒火，决定在与我进行再次交谈之后再对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关于我们血液测试结果的评价作出评论。通讯结束了，他平静地关机，然后找到我。
我告诉他，是的，我绝对肯定，20个值中有10个不正常。然后我安慰他，我肯定那10个不反映正常情况的值，只是测试设备的毛病。
在下一次通话中，瓦西里不再克制。他告诉他们，利宁杰博士，特别强调博士头衔，说测试值不正常，并且如果我们有那样的血液值，我们都已死掉。在整整六分钟的通话中，他冲地面吼叫，咆哮，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通话的最后，等到心理有些平静了，地面承认说，是的，20个值里确实有10个不正常。但地面主管者们仍旧坚持含糊其词地说，尽管血液测试是这样，他们仍觉得乙烯乙二醇的烟雾不是个问题。
从那一刻起，我们船员不再完全相信莫斯科任务主管者告诉我们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反对他们。我们会遵守他们的指示——无论如何，这不是叛变——但我们总要怀疑他们的意图。地面怀疑的不幸后果是船员内部团结的加强。我们变得更加亲密；尽管地面心理学家不断猜测，船员任何愤怒的表达，任何沮丧的发泄，都不是因彼此间的摩擦而产生，而是被地面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主人…奴隶之间的关系而激化。
我们作为船员团结一致，摆脱地面的俄罗斯主管者的一个例子是，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们所有的医疗需要都会完全依靠我。不仅如此，他们要求我不要与莫斯科讨论任何的医疗结果。他们希望所有事都在我们之间私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