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的相同待遇，尽管这与我们正式的朋友关系不符，我能看出他很欣赏我将他视作即将开始的行动的领导人。
我想这也是我刮刮脸、换上最干净的企鹅似的塑料外套的好日子。在空间站上度过许多混乱的日子之后，我十分珍视由这个特殊的日子带来的全新的井井有条的状态与整支队伍的活力。在刮完脸、拍挺很久以前就超过规定长度的头发之后，我短促有力地向瓦西里报告，我将会到达指定位置，并在结晶舱的最末端担负向外嘹望的职责。
当我离开时，另一个成员，萨沙早已在指定岗位上了。作为第二重嘹望哨，他离瓦西里很近，将在基础舱与邻近的量子Ⅰ舱的窗户间移动。他会根据自己最能看清接近的前进号的地点来调整位置——这个地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把握估计。
瓦西里自己则弯腰站在基础舱控制中心的电视监测器前面。他周围全是常规的和平号警报控制板，他只全神贯注于新建的前进号对接控制板。另一方面，他用手触摸着操纵控制杆。
显然，重新回到驾驶室他感觉良好，仿佛安坐在正准备出击的米格战斗机里。他进入了自己的天地，也许最重要的是，又找回了自己。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中）
我脑海里闪过我们曾经是怎样沦落到几近奴隶的地位的——总是受制于地球方面的吩咐与电话。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从飞行一开始就拒绝由地球方面来分分秒秒地决定我的日程。
也许因为在俄罗斯长大，瓦西里和萨沙从小就学会即使毫无意义也要随波逐流，所以从没有抵抗。他们经常受地球方面的鼓动，在疯狂的状态下工作，生活没有节制。尽管他们在空间站呆的日子比我短，看上去却很憔悴疲倦。
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瓦西里看上去更像从前信心十足的自己。他重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因为由他负责这一行动，更是因为在接近与对接的过程中，我们将脱离能够与地球联系的区域，他将拥有凭借自己所见来执行任务的权威。我能感受到他沉醉于由自己驾驶飞船的想法之中。他能真正地指挥一次，至少在短时间内，他可以不必受制于地球控制者们的心血来潮。
俄罗斯的地面主管者们通过无线电向飞船传达命令，推动前进号向我们靠近。当我们经过俄罗斯地面天线，处于无线电通讯带时，他们告诉我们前进号上一切正常，前进号正与我们会合。他们祝我们好运。
一旦启动并朝着与“和平”号碰撞的过程发展，前进号将越过地球的无线电控制地带，实际上是自主飞行。只有等飞船更接近，我们才能试着控制它。
瓦西里站在控制面板后面，脚趾卷缩在脚掌之下，紧贴着地面，以此来保持镇定。从他那个位置，他看不清空间站任何一扇窗户外面的情景，因此，他只能依靠身前的电视图像以及由我和萨沙报告他的前进号的视觉图像。离瓦西里最近的窗在8英尺处——基础舱地板上的一个小舷窗。
作为嘹望员，我和萨沙开始观测天空，寻找接近的飞船。尽管我能够看见下方地球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奇景象，我却找不到前进号的踪迹。萨沙也报告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瓦西里希望在录像屏幕上看到前进号照相机拍摄的“和平”号空间站的图像。事与愿违的是，屏幕除了静电干扰之外仍旧是一片空白。时间每过一分，瓦西里就焦虑一分，他利用耳机通过内部通讯系统询问我和萨沙，是否发现什么。他要求我们时刻警惕，因为前进号“确实在靠近”，并且告诉我们他的监测器上仍没有动静。尽管我从“和平”号的一个窗户移动到另一个窗户，还是没有发现接近的飞船。我们都开始担心了。
更多时间过去了。出于某种原因，我的耳机再也听不到瓦西里和萨沙的声音。由于“和平”号的内部通讯系统容易出故障是出了名的，寂静似乎也不适合我们周围紧张的环境，所以我怀疑是自己的无线电耳机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瓦西里与萨沙的信号，我也仍然没有发现接近的前进号，我飞回基础舱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了令人惊慌的一幕。
瓦西里在他的控制台与地板上最近的射击孔大小的窗户间来来回回发疯似的飞来飞去。萨沙则伏在那个窗口，冲着瓦西里大叫：“它看上去正冲着我们飞来！它的速度太快了，瓦西里，减速！”瓦西里从窗口冲回他的控制台，一把抓住操纵杆。他猛拉操纵杆的时候，脸上布满了汗珠。几乎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的毫无把握与脑子里闪现的念头：“我看不见自己在做什么，我看不见飞船对我的操纵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必须采取措施。我必须点燃刹车器，否则我们肯定会撞上。”
瓦西里移动操纵杆，近似盲目地点燃了高速靠近的飞船上的反向推进器。然后，他向萨沙大叫：“有用吗？减速了吗？方向改变了吗？”
瓦西里一瞥见我就大喊：“准备弃船，到联盟号里去！”然后，他又飞回窗口看看自己最后的举动对基本失控的飞船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飞到一扇与萨沙和瓦西里的窗朝着同一方向的窗，正巧看见前进号尖叫着与我们交错。相撞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直觉告诉我打起精神迎接冲击。我咬紧牙关，屏住呼吸，祈祷飞船能够交错而过。尽管前进号已经从窗户边缘的视线消失，我却能迅速作出反应，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前进号一定已经与基础舱擦肩而过了。
秒针也像走得特别慢。第一秒，没有冲击。我想象着前进号的位置应该在那里——正飞向一个科学舱。我继续屏住呼吸，第二秒钟像走不到头。没有金属碾磨的声音，没有漏气的声音，耳朵里没有随之而来的爆裂的声音，空间站也没有随之翻滚。每过几分之几秒——在我脑中，时间就算不是以百分之几来计算，也是以十分之几来计算——我感觉到，前进号已经奇迹般地穿过太空舱和突出的太阳能帆板，现在正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离我们而去。我顿感释然，松了一口气。
像我一样，瓦西里和萨沙目睹了前进号飞速经过空间站的情形。很明显，他们也以为前进号会撞上“和平”号。当确定飞船已经从“和平”号上安全越过时，我看见瓦西里终于松开那口憋了太久的气。他跌坐在地上，筋疲力尽。
我觉得自己像处在一条宽大的公路上，有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想从公路挤到交通拥挤的高速公路上来。同时，我乘坐的另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正准备向右驶出高速公路。两辆车差点相撞。结果，想要进入的车被迫离开，早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则被迫继续行驶下去。驾驶员不再去管自己究竟驶到了公路的何处。能活下来已经值得庆幸了。
回想发生的一切，瓦西里告诉我，在前进号飞过的整个过程中，他被迫依靠的视觉信息的录像屏幕上传送给他的满是静电干扰的小点。瓦西里从没有从屏幕上看到前进号的图像。
没有视觉帮助，就算是目不转睛，想要确定两艘飞船的距离、接近速度，以及最后的相遇，是绝不可能的。瓦西里感觉到前进号正与“和平”号接近，于是离开控制位置，飞到8英尺以外的窗口，想与萨沙一起观察。透过在空间站地板上的这扇窗，瓦西里拼命想要确定正在靠近的前进号的位置。结果，他看见一艘飞船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和平”号，且看上去要与我们正面撞击。瓦西里飞回控制台，在信息输入有限的情况下，尽力假想，冒险地启动了前进号的刹车推进器。
惟一能使瓦西里确定自己做得正确与否的方法是呼叫萨沙。他询问萨沙，前进号对他的最后举动有什么反应。对萨沙而言，正确描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一个三维空间里，没有相对的参考点来计算物体接近时的速度，描述一个光速飞行的物体，不是一项能即兴完成的工作。没有参照点，“右”、“左”、“上”或“下”都失去了意义。
结果，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瓦西里被迫在控制台与萨沙所在的窗口之间来回移动，亲自观察前进号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一瞥所见，瓦西里必须迅速地估计他输入数据之后推进器会有什么反应，然后计划下一步行动。紧接着他得飞回控制台，发挥急智，再次点燃推进器。没有持续的视觉信息反馈，瓦西里不得不在窗口与控制台之间飞来飞去——处境真是可怕。
灾难过去了，瓦西里大汗淋漓，全然不像早上活泼有力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似乎随时都会崩溃。我们怀疑地摇着头，当我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安静。在感谢上帝让我们活下来，并回想当时自己所处的糟到极点的环境之后，瓦西里变得暴跳如雷。
“想让我怎么做？”他咆哮着，“我在录像监视器上什么也没看到！它接近我们时速度太快了。我阻止不了它！它没有撞上我们，我们真是万幸！”他大叫着，狂乱地挥舞着手臂，这些都可以理解。他看着我，我感觉到他需要一些安慰，或者他在寻找的，正是我对他的信任？我安慰他，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处境，并不是他的错。尽管我不能完全确信事情始末如他所说，我还是感激他不让飞船撞上空间站。
当我们接通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时，瓦西里再也克制不住了。他脖子上的血管突起，几乎快炸裂了，他将一切都发泄在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身上。在通话的7分钟内，他一直在咆哮。
他的激动无可非议，抛掉了外交上的废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自己对前进号对接这种念头的看法。他反复质问至少有12遍，几乎带有恳求地面的口吻：“你们究竟想要我怎么做？”“谁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使飞船对接？”地面上的主管者们明智地保持沉默，让瓦西里做任何心理学家都提倡的一个被隔离、且刚刚经历一次致命的灾难的人应该做的事：发泄。
在无线电通话结束之后，我体谅地倾听他的不满。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并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持身心平衡。发泄无可非议，但危险的是，瓦西里快承受不住了。共同挤在这个狭窄且故障重重的空间站里，任何一个人垮掉，我们都承受不起。
我开始不仅仅是倾听，而是摆出了医生的样子。在外界的观察者看来，这个过程有点像心理治疗学家与病人之间的交流。我保持职业性的超然，因为我知道，尽管我心态很平稳，“和平”号空间站压力锅似的环境很可能会使每个人的神经紧张，包括我的在内。
在前进号几近撞击的事件之后，“和平”号上所有人都很少考虑让另一艘无用的、装满垃圾的货船在空间站对接。另一方面，瓦西里在心底仍是一个俄罗斯的战斗机飞行员，有着造就所有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个性特征：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强烈的自足感和被同辈认同的渴求。简言之，他具备恰当的要素，但是这些特征，尽管对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一个几个月困在空间站，听从一些远离危险地带中心的人发布命令的人来说，并不合适。
他的个性特征使他很难直接告诉地球上的人“我拒绝再以那样的方式让前进号对接”，尽管那是他深信不疑的。了解了这些，我建议或许我能帮助向美国宇航局驻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代表团发送一个信息。我将会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船员，对上一次的对接试验很不高兴，除非地球上的人仔细检查程序，想出有极大改进的对接方法，否则我们对将来再执行这样的对接，都会感到不安。
瓦西里和萨沙都同意这个方法。考虑到瓦西里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作为一名船上内科医生兼朋友的角色，这个办法很有帮助。我能保护瓦西里不受由内部心理紊乱造成的额外压力的伤害，而对这种紊乱，他已经抗争许久。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船上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多的对接程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是不是初始轨道动力太大？是不是前进号向我们冲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启动刹车推进器，也不可能阻止其运动，及时让飞船停下来？为什么我们在监视器上看到的只是静电小点；是前进号上的照相机出故障了，还是给我们中转信号的无线电发报机坏了，或是监视器本身的毛病？我们在“和平”号上对这些没有深入研究，但地面上的人通过观察由飞船传送下去的遥感数据，可能会有足够的数据来得出结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没有从地球上收到任何有关撞击的可能原因的进一步信息，我询问在俄罗斯的美国宇航局的代表。我重复瓦西里的请求——这仅仅是一个请求，而不是命令——我们不想重复类似对接的尝试，直到有群知识渊博的人，或者是美国…俄罗斯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