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
刘少奇同志又告诉我们：淮海区很重要，它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往来的咽喉；今后斗争将会更艰苦、更残酷；他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斗争准备。
三
正如刘少奇同志的估计，到了这年冬天——十一月中旬，日寇的大举“扫荡”果然来了。出动的日军有三十五师团两个联队、伪军三十三师、伪专署和各县所属伪军以及地方汉奸地主武装“黑狗队”共约两万人。大的分四路，小的数不清，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主要矛头指向我分区和地委领导机关。敌人几次扑空后，又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以沭阳为中心向四面伪化。不到三个月，把我们一个区分割成了四大块，新安上了一百四十多个据点。
敌人以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置于死地了。岂不知，由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全面开展，真正处于包围中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敌人那些“乌龟壳”。当十一月间，我们分区司令部从敌人重点合击的小胡庄跳出后，地委、分区就连夜给各县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积极展开游击战；同时，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地委决定，按照敌人分割的四大块地区，组织四个中心县委，到以上武装组成四个支队，由各中心县委直接指挥，坚持各地斗争。地委和分区机关实行精简后，带着一个加强的特务连，今天跳到一支队地区，明天跳到二支队地区，灵活机动地指挥全区斗争。
经过三个月残酷而又激烈的斗争，敌人妄想扑灭我们的迷梦破灭了。鬼子兵在筋疲力尽后，返回了原处；大部分伪军缩进了“乌龟壳”。我们趁敌人收缩的时机，发动了一个全区性的破袭战。支队主力，县区乡武装，民兵联防队，在广大人民的配合下，夜夜出动，破路炸桥，袭击孤立的据点。一个星期之内，把敌人拼了命修筑起来的十字交叉公路大部破坏，使得敌人“接点连线”的计划破产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春暖风和，富饶的沭河、六塘河两岸，万物苏醒，花开禾绿，我们脱去棉衣，开始了有计划的反击战。四个支队的主力机动使用，先从孤立突出的小据点开刀，象吃西瓜、摘桃子一样，看哪个先熟先吃哪个，哪个好吃摘哪个。有时采取“围城打援”，有时强攻据点，有时突然袭击，拔掉敌人据点。
全分区以下的武装，分区分点看守，包围敌人据点。有条件围困的，困住它，不让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抢运粮草；条件不成熟的，采取半围半困。敌人的据点虽然密密麻麻，然而人民游击战争如同汪洋大海。小股敌人出据点，到处受伏击被消灭；大股敌人出据点，我主力和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打击他们。各村联防实行空舍清野，水井填死，粮食藏起，叫敌人找不到吃，找不到喝。民兵、基干队不能强攻据点，便采取“冷枪阵”“土炮战”“火鸡阵”“臭狗阵”等手段对付敌人。有的民兵联防队，把一些古老的土炮抬出来，安上轮子，装上火药和秤砣，夜晚推到据点附近，通通地向里放它几炮。沭阳城南有个敌人据点，修在一个山包上，地方武装和民兵围困了它之后，天天放冷枪，打得伪军连拉屎都不敢出屋；又在据点外壕里放上许多死狗，营房里臭气熏蒸，一个营的伪军病倒了一半。当我们支队主力攻开这个据点，战士们走进去时，一个半死不活的俘虏兵向战士们央告说：“老爷，你们把我抬出去吧，又闷又臭，我实在受不了啦！”
斗争的办法真是越出越奇，越来越妙。这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早在《论持久战》中论述的真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时的淮海区就是这样，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处处开花结果。
分区主力从三月起，也先后发动了唐沟、钱家集、高杨等战役，在区乡游击队、民兵配合下，全区全民性的反击战打了一年，消灭伪军一万多人，把敌人新修的一百四十个据点，也全部摧垮了。
一天，我们部队活动到运河边，一个通过敌伪军工作关系介绍来的自称“谈判代表”的人，找上门来。说奉了某日军大队长旨意，要和我们谈判。他说：“如果你们允许宿迁到淮阴的运河通航，皇军就不再向你们区域‘扫荡’、安据点，并愿赠送一部分枪弹。”
“要是我们不允许通航呢？”我们的同志故意反问了一句。
“皇军要继续‘扫荡’，继续向外安据点。”来者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
看来，敌人在我们猛烈反击下，软了下来，学狡猾了。但是我们绝不妥协，革命成果，总是从积极斗争中取得的；跟敌人，根本谈不上“谈判”，讲不来条件。于是，我们便向来者作了这样的回答：
“运河，是中国人的运河，决不允许侵略者航行。鬼子出来‘扫荡’，我们就坚决消灭；他向外安据点，我们就坚决打掉。要谈判，条件只有一个：放下武器，一律宽待。”
那个“谈判代表”，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不几天，我们接到情报：鬼子一个中队，在林公渡安据点了。看来，敌人是要拼命保住运河的航线，再一次试试我军的威力。我们是有言在先，不准敌人安据点。随即集中了一、二、四三个支队，趁敌人立足未稳，碉堡还没修成，一个突然夜袭，把林公渡据点砸开。鬼子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从中队长金井起，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并且捉住了五个活鬼子。
从此，运河航线敌人也不要了，他们困守在淮阴、沭阳、宿迁几座死城内，再也不敢出来“扫荡”了。
最后，敌人为了保持沭阳这个中心据点，便派出鬼子两个加强小队，想在沭阳城西叶圩、城南十字桥，各安一个据点。叶圩这个据点刚安上一天，就被我一、二支队主力打掉了，全歼鬼子一个加强小队四十多人。十字桥敌人见势不妙，拔腿窜进了沭阳。从此，沭阳变成了一个孤点。我们的根据地往北扩展到了陇海铁路，往东往西南切断了日寇在运盐河和运河上的水上交通。
四
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考验和锻炼了淮海区的军民。人民武装从斗争中迅速成长。主力地方化，全面地开了花，结了果。两年前没有武装的县，在斗争中建立了武装；两年前不足一百人的区中队，在斗争中壮大成了三四百人的县独立团；两年前从主力“化”下去的一个排长，现在带一个连了。开始实行地方化时，向我们要“保票”的那个团参谋长，现在当团长了，带起了一个很整齐的团。一次，他和团政委闲谈，说起两年前要“保票”的事，感慨地说：“毛主席总是要咱们向前看，向远看，这话是懂，可是有时候，就是看不远。你说原因在哪里？”
团政委不加思索地回答：“咱们理论水平低，往往只看到一点，看不到全盘。”
“我想还有一点，”团长又补充说，“凡事从个人出发，眼光就必然短，要‘保票’那时候，我就是从个人想的太多。”
这两个同志的谈心，反映到旅里，使我们深深感到：部队地方化的结果，不仅仅是从数量上发展壮大了，同时也支持了地方的群众工作，坚持了地方的斗争；回过来地方和群众又支持了部队，使武装与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部队是武装的群众，又是群众的武装，从而应付了艰苦的斗争局面。这些事实，又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和教育了广大干部，使同志们在实践中进一步领悟了毛主席的正确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懂得了应该识大局，看一切问题都不能从个人得失出发。
为了迎接新任务，积极准备大反攻，在反“扫荡”胜利后，我们依照华中局指示，恢复主力，以便在更大范围机动作战，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也叫建立模范兵团运动。经过将近半年的练兵整训，各地武装开始升级。支队下成立了团，区队升级为县独立团，乡联防队升级成区队。为支援皖中地区，以第二支队为基础，首先组织了一个独立旅。根据华中局发展江南的指示，又从淮海区选拔了一批从斗争中成长的干部，渡江南下，到天目山地区开辟工作。
独立旅机动出去不久，第十旅的番号也恢复了。这时，它已经不是初进淮海区时的两个团四个营，而是人马充实、武装整齐的三个团九个营了。
日本投降，十旅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东北挺进后，淮海区新生的子弟兵团，仍然足够三个团。这些新生的武装，就象春天盛开的花，一枝枝，一朵朵，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竞艳争芳！
00、
1940年2月6日，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奉命于山西省陵川、平顺地区编成。原第三四四旅旅部编为纵队部。纵队司令员由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兼任（5月以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下辖新编第一、第二、第三旅和第三四四旅（旅部由原三四四旅机关部分人员扩充而成）及纵队教导营。
新编第二旅（简称新二旅，下同）由冀鲁豫支队的第—、第二、第三大队编成。旅长田守尧（当时在延安学习，8月到职，先由杨得志兼）、政治委员崔田民（兼，后为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参谋长卢绍武、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供给部部长刘炳华、卫生部部长刘胜望。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四团团长傅春早、政治委员周正华；五团团长覃健、政治委员贺大增；六团团长胡继成、政治委员的鲍启样。
第三四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唐亮（后康志强）、参谋长沈启贤、政治部主任高农斧。所辖团原编制、番号不变。第六八七团团长张天云、政治委员张池明；新组建的第六八八团由六八七团二营（六八七团所缺的二营由晋东南扩大的地方武装编成）和冀鲁豫支队五大队及内黄县大队编成，团长盛世坤、政治委员朱士金；第六八九团团长王德荣、政治委员王德贵。
1940年7月2日，根据八路军总部电今，我第二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两部的司、政、供、卫机关合并为纵队领导机关。吴芝圃任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下辖四个旅，即第二、第四、第五、第六旅。
原二纵新二旅编为四纵二旅，下辖第五、第六团，干部任职不变；原二纵三四四旅编为四纵四旅，辖第七、第八、第九团，干部任职不变；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团编为四纵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下辖第十三、第十四团；原新四军六支队第一、第二总队和第三团编为四纵六旅。旅长谭友林、政治委员赖毅。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纵队直辖涡县独立团、特务团和睢、杞、太各独立团。另设有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耿蕴斋、政治委员吴芝圃（兼）。
1940午7月中旬，八路车第四纵队重新整编。以第四旅（欠七团）、第五旅和第六旅编成新的八路军第四纵队，8月20日，黄克诚所部奉命与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及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合编为人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同时仍兼第四纵队政委）、韩振纪任纵队参谋长。
原八路军第二纵队领导机关改为第五纵队领导机关。下辖三个支队：以苏鲁豫支队（原人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参谋长田维扬、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供给部部长郑善康、辖第一、第二、第三团；
以四纵的二旅和四旅七团（即六八七团）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下辖第六八七团和第五、第六团。以新四军第六支队四总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一部编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副支队长孙象涵、下辖7、8、9团。
1941午9月9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决定，四师十旅与三师九旅对调，其旅、团编制、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升任三师副师长。为充实十旅，将四师十一旅三十三团千余人编人十旅。同时，从十旅调出红军时期入伍的战斗骨干千余人（内有营、团干部16名）留在四师工作。20日。我十旅到淮海区。至此，我八路军第五纵队所属各部队全部归建，为创建苏北抗日报据地准备了力量。
1942年8月盐阜区反“扫荡”结束后，为了加强和扩大地方武装力量，新四军三师以二十四团的一营、三营实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