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忾。而国民党军则是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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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4）
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中的原则神奇般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1）
延安枣园杨家岭。
在延安普通的窑洞中，毛泽东曾居住了多年，他的许多经典军事著作都诞生于此，在窑洞前的石桌旁，他的许多重要谈话也发表于此。
1947年春，毛泽东与几位部队指挥员围着这张石桌有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是毛泽东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指挥作战、指导战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1928年初，刚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对根据地建设和红军作战原则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他用老百姓的小话题道出了红军行动的大道理。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兵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较弱。所以，我们就来上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去。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的。井冈山的西面是湖南，湖南当时有国民党军20个师和2个教导团，基本都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强。江西的国民党军只有3个师，又都不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弱，曾屡屡败于红军手下。与赣军作战，红军胜券在握。
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1928年6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毛泽东把“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作战原则发展一步，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小部兵力钳制湘军，集中力量打击来犯的赣军。
红军主力在龙源口迎击赣军3个团，正面进攻，结合侧后迂回，将其全部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率余部狼狈逃窜。根据地人民兴高采烈，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关注的是革命的本钱，决不做赔本买卖。弱小的红军势单力薄，又必须多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开敌人主力，拣弱的打。
敌强我弱的形势，到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时更显突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重兵集团，毛泽东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战法再发展一步，形成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
要打弱敌，关键在于善于找到弱敌，确定正确的作战方向和作战对象。毛泽东说：“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因此，先打弱敌，又与诱敌深入等战法的密切运用相关。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面对的是国民党军20万大军。在青塘，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多次开会，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意见。可究竟先打哪路敌人，意见分歧很大。一种意见主张先打第19路军，理由是第19路军只有两个师，位置孤立。但毛泽东认为第19路军战斗力较强，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第5路军王金钰部虽有五个师，但初到江西，水土不服，人情地形不熟。毛泽东主张先打第5路军。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反对者搬出了军事教科书的条文作为依据：“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人的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毛泽东则以《管子》中的一段话拒之：“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他说：我们现在力量不强，本钱不够，只能择敌人弱点打破。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2）
毛泽东最终说服了众人，最终一战而胜，歼敌王金钰部一个整师和一个旅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作战指挥的基本方针之一是“避敌主力，先打虚弱”，但并不是绝对的。他既强调先打弱敌，更强调先打好打之敌，并具体给出了衡量好打之敌的三个标准：一是敌人疲劳了，二是敌人发生过失了，三是比较的缺乏战斗力。因此，先打弱敌是相对的，先打好打之敌才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境界。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继续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的方针。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黄土岭等战斗中，贯彻这一方针，给予分散孤立和运动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作战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有86个整编师，其中有22个整编师是美式装备或半美式装备，火力、机动力远远强于解放军。因而解放军对国民党军主力作战时，往往能够打到敌人，包围敌人，却难以消灭敌人。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但是国民党军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进攻中又常常以杂牌军打头阵，且部署分散，这就给予了解放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机。
1947年1月，蒋介石集结重兵23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余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域，腹背受敌，处境艰难。
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算了一笔细账：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歼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很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推进。华东野战军数次都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
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
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
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至10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南线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
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
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着解放军的作战能力。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并重”新的作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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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3）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人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是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一定速战速决，打残敌人，使敌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也可减少我军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军进攻，且各路敌军相距不远情况下应采取的方针。
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歼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
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皮糖是湖南一种糖块，稻米精制，粘力很强，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吃时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巧借此法，形象地说明了对美国军队作战的原则。“零敲牛皮糖”因此成为打小歼灭战的代名词。
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万余人。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