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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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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1）
中国现代史的大幕一经拉开，乱云飞渡的庐山，曾见过多少人间风雨。
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此主持军官训练班研究“剿共”战术。他概括国民党军的作战原则：“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而把红军的作战原则称为：“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取攻势”。还自信地总结道：“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他的概括没有问题，但他的结论却大错特错了。毫无夸张地说：在战争指导能力上，蒋介石与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因而最终的失败者就变成了他自己。
毛泽东的战略守势可以称作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攻势则称作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毛泽东绝妙地勾画出战争中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中防御与进攻在时间上的矛盾难题，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中积极防御作战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成为转换敌我优劣形势的基本手段。
1930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动荡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国民党陷入激烈的内部权力争斗，各派势力勾心斗角，进而兵戎相见，新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人则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力量积蓄与发展，重新走向兴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燎原烈焰。红色根据地星罗棋布，主力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
对这种形势，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作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因此确定了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组织全国总暴动的军事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对这个热血沸腾的军事计划，在赣南、闽西率军苦战的毛泽东却难以激动。他后来评价此事时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他当然知道，“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但他斩钉截铁地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
“左”倾冒险主义者当然听不进这番话，称毛泽东有着“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妨害红军的发展，“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指责毛泽东等人是“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派出专人到红4军督战，严令部队进攻南昌。
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新组建的红1军团向南昌推进。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当看到南昌城防坚固、敌军力量强大，红军根本不具备硬攻的条件时，毛泽东派部队隔江鸣枪，以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尔后迅速北上，在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的安义、奉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使部队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损失。
毛泽东不打南昌，决不是消极避战。一旦战机出现，他是从来都不会放过的。在红1军团休整期间，湘军4个团冒进至文家市，立足未稳。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昼夜兼程，直扑敌军，速战速决，仅用3个多小时就将其全歼。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了敌人一般总是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红军则是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敌人在战略上总是期望速战速决，而红军则要逐步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要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红军必须抓住一切战机，实施战役战斗的速战速决。毛泽东把战略上的“稳”与战役战斗中的“拼”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在反“围剿”作战中，这一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不急不躁，诱敌深入，以一个“磨”字贯穿战略指导，而以一个“快”字指导具体战役战斗。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2）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历时8天，而关键之战消灭国民党军第18师仅用9个小时。第二次反“围剿”历时两个月，而红军反攻五次作战，每次都仅用数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最短的只用了两小时。第三次反“围剿”历时三个月，而红军反攻作战每次也只用几个小时。
国民党军在总结“围剿”作战失利原因时，不得不赞叹毛泽东“指挥机敏，始终把握战术速决之原则”，称红军“指挥官对目标之选择及攻击目标之变换，均能把握实际，绝不胶着恋战，只求胜不求全，故能胜易胜”。
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成为红军运动战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总结作战经验，归纳了速决战的几个具体条件：“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他说：“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战役战斗速决战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体分析了红军采取这种战法的必要性。他说：第一，红军装备落后，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难以支撑长时间作战；第二，敌人进攻一般有许多部队，而红军只有一支部队，只有迅速地连续地作战，才能粉碎敌人进攻；第三，如果敌人分路推进，且比较密集，红军的力量只能先打其中一路，假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路敌人就会蜂拥而至，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毛泽东真正从理论上阐明持久战战略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十个月后的1938年5月。当时，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在连续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台儿庄会战大捷。抗战初期弥漫的“亡国”言论尚未消失，“速胜论”观点又甚嚣尘上。中国抗战前途到底如何，究竟怎样才能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鼓吹“速胜论”，反对进行独立自主地游击战，要求八路军投入正面战场打大仗。他的意见在当时影响了党内相当一些人。在1937年召开的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受到许多人的反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对三条原则坚持不放，这就是持久战、游击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了澄清国内和党内的错误认识，坚定全国、全党、全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夜以继日，奋笔疾书，连续写下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做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军力虽强，但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国际上的反对，失道寡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必定得到国际的广泛援助，得道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蒋介石也看到了抗战是持久战，并将战争的进程划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但他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持久抗战战略，因而对战争的指导是只顾眼前，难出远谋。他的全部战争指导，都建立在一个“拖”字上。
毛泽东则把抗战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突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指出：这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
十 战略持久 战役速决（3）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为战略相持阶段给出的战略指导方针也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就是“熬”，不是被动地熬时间，而是在非固定的作战线上，对敌实行有后方或无后方的运动作战；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发展游击战争；以频繁而持续的作战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熬干敌人的实力，熬出敌强我弱形势的转变，“熬”出最终的战略反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的“熬”，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把最后的胜利完全建立在中国自身抗战的基础之上，而蒋介石的“拖”，则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的参战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毛泽东的“熬”字抵得上千篇大论。它指导敌后军民熬过了敌人最疯狂的“扫荡”、“蚕食”，指导中国抗战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熬垮了日本侵略者，熬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略指导上是个“熬”字，而具体战役战斗上依旧是速决战。毛泽东为中国军队设计了一整套具体的速决战战术，并被八路军、新四军广泛运用于对日作战之中，是平型关等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指导原则，并被证明是战胜优势装备的日本军队的有效战法。可惜，国民党军队依旧恪守西方正规作战的原则，与日军大打会战、决战和阵地战，结果伤亡惨重，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指导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到战争舞台上。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战争指导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歼敌计划抓得非常紧，对每个战略区在某个时期应该歼敌多少个旅，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规定，同时不断通过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预测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的时限。这与抗日战争时期只确定各战略区的部队发展计划和根据地的发展步骤，而从来不确定歼敌指标，形成了鲜明对照。
1946年10月，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5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每个月歼敌8个旅，在三个月内再消灭国民党军25个旅，然后再用三个月歼敌25个旅，使双方军力对比产生重大变化。
1947年2月，战争进行了半年多。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59个旅。毛泽东确定，争取在今后数月中，歼灭国民党军40—50个旅，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1947年7月，战争进行了一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二年作战中，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改变敌我在数量上的优劣形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8年7月，战争进行了两年，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78个半旅。毛泽东确定，在第三年作战中，应歼敌115个旅（师）左右，并举行带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争取在5年时间内，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分派歼敌任务，一次又一次地调快战争进程表，驱动解放战争的车轮向着最后的胜利快速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日战争要慢，解放战争要快”。他以只争朝夕的气魄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新中国迈进。
人民解放军各大战略区坚决执行毛泽东确定的战争方略，超额完成毛泽东确定的歼敌任务。1948年8—11月，仅4个月，人民解放军即歼敌83个整师100余万人，使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
毛泽东欣然修改自己的计划，发出了气势磅礴的预言：“从现在起，再有一�